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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娟的救赎:追星刘德华致父亲投海 用十年赎罪

http://www.scol.com.cn  (2017-03-29 08:33:14)  来源:每日人物  
编辑:梁庆  

  来源:每日人物

  文 / 卫诗婕 编辑 / 陈璇

  杨丽娟最终拒绝了我的深度采访,但默许我将她这几天的经历发表成文字。我尊重她的意愿。

  很多人应该记得杨丽娟和她的父亲杨勤冀。10年前的3月26日,因为女儿杨丽娟没能单独见上刘德华,杨勤冀在香港投海自尽。此前为了助女追星,这位父亲卖房、举债,甚至企图卖肾。

  这场悲剧为杨丽娟打下一个几乎不可能磨灭的烙印——她成了那个为了追星,害死父亲的人。

  时隔多年,每每诞生新的狂热粉丝,杨丽娟这个名字总会出现,被人拿出来比较一番。她曾经上过两回电视,以脱胎换骨的励志姿态劝解人们,要理智追星。但在网络舆论中,她依然摆脱不了疯狂、偏执的标签。

  杨丽娟的人物形象一直模糊,她的精神世界始终是谜。直到我见到杨丽娟,在几十个小时里,我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她:有善良、纠结,有热忱、胆怯,也有醒悟和执拗。

  可以肯定的是,这十年绝非易事。她和母亲搬了许多次家,也曾捱过“一天崩溃数次”的日子。所幸,她没有放弃找回生活的能力和尊严。

  教会是她获取精神抚慰的途径之一。现在的她能够拥有口中所说的“喜乐”,也能笑——我曾看过她在教会活动时被拍下的一些照片,照片里的她咧嘴而笑,与身边人互动得自然、活泼。

  我们记录杨丽娟当下的片刻,是想关注生命个体在经历混沌和意外之后,如何救赎自我,以及仍然面临哪些困境。

  1

  在兰州的一处基督教堂,我找到了杨丽娟。

  她现在是教堂唱诗班的一员,因为每次训练总是准时认真,她被指派担任女声低音部部长。

  大约几年前,她经人介绍到唱诗班。教堂的负责人很照顾她,不仅耐心教她识谱,还为她在教堂安排了一间宿舍,每月为她提供300元补贴。

  见到她的那天,唱诗班正在排练,宽阔的教室里陈列两架钢琴,几十个成员分三排列坐,杨丽娟坐在第一排中间。尽管已是中年,她皮肤依旧白皙,看上去还像个少女。她比从前瘦一些,眼神更灵动——我在过去所有视频中看到的她,眼神总是有些许迷离,不会与身旁的人有过多的眼神交流,仿佛蒙住了一层纱,纱的背后是她自己的世界。

  她有时低头认真地读谱,有时又会抬头对站在最前面指挥的班长微笑。

  班长是个看上去50岁出头的女人,待人亲切。唱诗班的氛围温馨,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唱诗班的成员都知道杨丽娟的过往,但从不过问。他们常常以自身经历劝解他人,但杨丽娟从不这么做,父亲与她的追星往事,是她的世界中不可触碰的隐秘地带。

  在杨丽娟的少女时代,某一天她早晨醒来,对父亲描述自己做了一个梦:墙壁上有张画,画像上的人头两边写着“你特别走近我,你与我真情相遇”。父亲听后表示,他也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梦。据杨丽娟的说法,后来经同学介绍,她才知自己一直以来“梦到”的人,就是刘德华。

  从这个梦出发,杨家人开始了漫长的追星之路。他们执著地相信:杨丽娟与刘德华一定有着某种缘分,只要刘德华见到杨丽娟,某种感应必将发生,杨家的命运会就此改变。

  2007年3月26日凌晨,兰州男人杨勤冀因女儿杨丽娟未能单独与刘德华见面,留下早已准备好的7页遗书,跳海自尽。此后,杨丽娟淡出公众视野多年,再次出现时,她登上一档电视节目,声泪俱下地表示“对当年的事很后悔”。

  伴奏师将钢琴盖合上,人群四散开来。3小时的排练结束,杨丽娟与身边人说笑着道别,提起包正要走,我向她走过去说明来意,她报我以笑容,但迅速将我带离教堂。

  “不断有记者找我,最近就有好几个,但我已经决定,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了。”她的话语填满礼貌用词,眼神坚定,时刻不忘“感谢上帝”。

  她谢绝了我的跟随,跳上一辆公交车。

  2

  再次在教堂见到我时,她有些惊喜,自从信教,她提醒自己友善地对待身边所有人。对于我对她的关注,她表示感激。

  礼拜结束后,她默许了我的跟随。这几日,她正忙着找工作。

  几天前,雇佣她的厂家临时通知她,销量上不去,不再需要导购了。她被辞退了。

  她苦撑了几日,终于在之后的一个下午爆发出泪水,“说辞就辞了,一点准备的时间都没有给我。我好歹也干了大半年”。

  在兰州一家大型超市门口,杨丽娟拉我停住脚步,请求我和她一起祷告。她一天要祷告多次,深信所有的顺境皆是上帝所赐,她必须虔诚、忠心。她在祷告中自称“孩子”:

  “前几天,厂家突然通知孩子,因为销量上不去,他们就裁撤了导购员的职位,虽然孩子很努力认真工作,他们也都知道,但还是没办法……”

  3年前,杨丽娟开始在一些商场、超市做导购员,但不稳定,每隔几个月就得换一个东家。理由多种多样——短期促销项目结束了,员工已经饱和了,销量上不去,岗位被裁撤了,等等。

  半年前,她来到这家大型超市,为某品牌的厂家推销牙膏。工作乏善可陈,不过周遭的促销员大姐为人友善、热情,让她感到轻松。进出商场,杨丽娟热情地与每一个人打招呼,她并不认识他们,但脸上仍挂着笑容,问声“你好”。

  这回,她想要一份“稳定点”的工作,但要求也颇多:要离教堂近,教堂的工作是第一位的,每周3天,会准时出现在唱诗班的排练室,结束后赶去上班,有时去晚了,她便不吃午餐,以弥补迟到的工作时间;不能太辛苦,超市的店员倒是稳定,但负责上货太累,杨丽娟捏了捏自己的胳膊,“我这么瘦小,肯定吃不消” ;基本工资不能太低,要确保销量。

  她清楚自己的要求,但并不清楚如何实现它们。起初,她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商场到处找人打听,哪里需要招人,却又怕自己找错了人。

  在商场的人事部,职员递给她一份表格,每填一栏,她都得停下思考许久。她不知道学历一栏该填什么,“初中辍学”,觉得这学历太丢人,最好不填。她也不知道工作经历该怎么填,说不上过去一些工作受雇于哪家公司。她不明白“政治面貌”是什么意思,也不懂“紧急联系人”应该填谁。

  填罢,职员让她回去等消息。下楼后,她便开始自言自语,“我们是不是不该来这里?会不会不太好?我要告诉别人我来过人事部吗?”

  3

  为了缓解这两日找工作的焦虑,杨丽娟邀请我和她一起逛商场。

  春天来了,她需要买一双站着不累的单鞋。她偏爱高跟鞋,因为自己“个子太矮”。她脚上那双黑色高帮皮鞋有足足4cm的防水台,因为穿太久已经布满褶皱。鞋子是几年前商场打折时买下的,300多元,但超市的活计需要一天站满8小时,站久了脚疼。

  她常常去商场逛街,但通常只试不买。大多数时候像今天一样,是为了“先看好要买哪件,等经济许可时跑来直接买下”。

  杨丽娟每月的工资大约2000元,在兰州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在我和她的5次见面中,她始终穿着同一套衣服:一件豹纹羽绒夹袄,袖口的花纹几乎磨没了,下半身着黑色裤袜和及膝的黑裙。她的冬衣外套只有两件,另一件是去年商场打折时买下的淡蓝色羽绒服,但因为浅色易脏,平日工作总舍不得穿。

  她一直是个爱美的姑娘。一头及腰长发打理得很勤,总是一尘不染;路过镜子总要照一照,看到漂亮衣服便挪不开眼,也会好奇地问我,怎么化妆会更好看。

  父亲在世时极其宠溺她,尽管家境普通,总尽力满足她所有的需求。一位记者从杨勤冀的同事口中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回女儿想喝红牛饮料,父亲手中又实在没钱,于是他便跑去商场偷,并被当场发现。

  父亲死后,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度跌至冰点。母亲没有工作,母女俩每月靠领取低保度日。

  即使现在,对于每一项支出,杨丽娟还是需要精打细算。她轻车熟路地带我来到一个柜台,称“这个牌子不贵,质量还挺好”。她看上了一双灰色皮鞋,鞋面简约,侧边有一个金属扣环装饰。试穿时,她脱下鞋子,露出一双破了洞的棉袜,立刻不好意思地用手遮住。

  教会的人曾见她衣衫实在寒酸,主动拿来自己的一些衣物,要她好好打扮。她称自己“能在这样的生活中获得喜乐”。

  最终,杨丽娟还是什么都没有买,这并不影响她逛街的愉悦心情,她笑眯眯地说:“能看看也很开心啊。”

  4

  几天过去了,工作仍没有着落。杨丽娟总是捂着胸口说,“这几天因为工作的事,我身体不太舒服,烦得很”。

  一家公益组织西北地区负责人曾主动联系杨丽娟,愿意为她提供一份带薪志愿者的工作,转正后每月薪水3000元,比她上一份工作多1000元。她很是心动,可犹豫不决。

  这份工作需要掌握基本的打字、搜索和word操作技能,这几乎吓退了杨丽娟。她没有电脑,也不会使用。她现在用的手机还是三星最原始的一款智能机,除了偶尔上微信与教会的人联系活动时间,从不上网。

  一个午后,杨丽娟站在广场上喂鸽子,皱着眉,思虑重重的样子。那位负责人打来电话,与她商量见面的时间地点,前者是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兰州人,听闻杨丽娟的故事,十分同情,希望能帮助老乡过上更好的生活。

  杨丽娟将电话的听筒放在腮边,总说听不清。在我接过电话与对方沟通时,她面色严肃,头也不回地向前走了。

  等我追上她,她已经作出决定,“还是算了吧,我不接受那份工作了”。

  无论我如何劝说,她都没有改变主意。这可能与1小时前在餐厅的情绪失控有关。

  这天中午,我与她在一处餐厅午餐,本平常地说着话,她突然变了脸色,露出凛冽的眼神,不由分说地起身要走。我云里雾里,试图阻拦,更加剧了她的愤怒。

  出了餐厅,她的下眼睑在抖动。平静下来之后她终于向我坦承,在餐厅时,她感到对桌的男人“可能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不停地打量她。不仅如此,她还“察觉到”周边的服务员也凑在不远处,“竖起耳朵”听我们的谈话。

  那样的氛围让她莫名地心慌与烦躁,也让她想起了过去。

  最早,她常在街上被人认出。指责、嘲笑甚至侮辱,会直接蹿入她的耳朵。这些令她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失眠、紧张、心悸、焦虑。

  她没有仔细描述自己如何克服这样的心魔。在当年她和父母接二连三地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时,早有心理学专家指出,杨家人需要进行及时的心理干预和治疗。她没有告诉我是否看过心理医生,认为自己现在“挺好”,只要“能有平静的生活”,“一切都还过得去”。

  她最终以“无法确定她是否是真心帮助我”为由,拒绝了和那位公益组织负责人的见面,辅助理由还有许多:工作地离教堂太远了,不确定自己的能力是否胜任,已经错过了任意尝试的年纪——今年她40岁了,孑然一身,又深感资质平庸,她无辜又真诚地望着我:“我已经不像你们了,在我这个年龄,做出一个改变的决定太艰难了。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这不是她第一次错过学习的机会了。教会一位老师曾经自费为她报班学钢琴,希望她学会弹琴后能成为唱诗班的伴奏,以此谋生;起初,杨丽娟也投入了十分的精力,渐渐又放弃了。她认为自己“年龄太大了”,“学不进东西了”。

  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原因让她在这次机会面前退却。曾经有人邀请她去自己的传媒公司工作。在那里,她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公司聚集了一群搞文艺的年轻人,杨丽娟时常跟着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但她总感觉自己无法真正融入其中,“他们都受过教育,也很年轻,反正就觉得,我们还是隔着的”。

  这个传媒公司在2013年倒闭,此前杨丽娟的工作是整理文件、打扫办公室,并无太多实际内容。期间,老板为她安排了2次电视媒体采访。播出的节目中,公司的广告牌出现在许多画面背景中。

  杨丽娟说,她现在“不再对别人的帮助抱有期望了”。她只想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如果有真心想帮助我的人,上帝会带他们到我面前来。否则,我只有过好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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