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栋简介：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跨界音乐制作人、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音乐工程系音乐设计专业教研室主任、中国流行音乐协会理事、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火炬及点火音乐作曲、从事了大量上海世博会音乐的创作工作。

　　记者：这次担任《羌风》的音乐制作，据说您曾经萌生过想让当红的歌手萨顶顶加入进来的想法，这个设想有难度没有？
　　安栋：让萨顶顶来加盟，是想把我们的《羌风》延伸成一种一个原生态的歌曲演唱会，其操作性不是没有。但是，怎样把两种音乐形态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我们需要事先充分考量的。萨顶顶在欧美有一定的知名度，如果有她的加盟，强强联合，我相信我们《羌风》在欧美的市场会有一个更好的预期。
　　《羌风》在我眼里本来就是优秀的，她的诞生，有最好的制作团队，有院企的合作支柱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有最好的羌族原生态歌手和所有演职人员的一腔激情，以及一个凝聚着全国人民和世界目光的5·12汶川地震周年祭的，这个大的人文背景做的大爱和感恩的舞台。

　　记者：您曾经在国内许多地方采风，录制和抢救了许多濒临失传的民间音乐和民歌素材。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原生态音乐的？
　　安栋：上世纪90年代初吧，当时因为配合何训田的《阿姐鼓》，我开始接触中国的原生态音乐，接着在1995年的样子，开始进行一些民间音乐的采风和收集工作。不过，原生态音乐在当时来讲，这个概念还没有形成，消费群体对它的认识还不是很了解，或者对原生态音乐来说，还没有给大家形成一个真正的印象。我是最早的一批很执著的原生态的追随者。从当下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要大大地推广原生态音乐，在其原有的基础上还是要有所发展传承与丰富，在再创作的时候，怎么把原生态的灵魂保留住，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现在，很多是打着原生态旗号的音乐，其实际本质还是流行歌曲。

　　记者：也就是说需要掌握一个度的问题？
　　安栋：对，但这个“度”关键是还是需要考虑一个市场面向的问题。如果面向国内观众，是偏向流行;如果面向国外欧美观众，还是原生态多些，因为他们更看重音乐的品质。纯原生态的东西在西方也是受众面很窄的，完全原生态，面对市场时，营运操作是很困难的。
　　原生态音乐同时也有一个特殊性，一旦成功，在作品上很难延续，因为它太依赖原始的音乐素材，缺乏创作上的后继性。
　　我倒觉得还有一个模式，是原生态的一种艺术形体，应该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一个是跨界，一个是深层艺术的结合，是有几个艺术层面的结合，如音乐、舞美、灯光等多种形式结合的音乐剧。《羌风》就是这样的一种深层次的结合，她是一个大型的音乐诗画，在做之前，我们讨论也是很长久的，我们的方向是对的。

　　记者：您曾经说加入《羌风》是要表明您对羌族文化传播传承的一种态度，您觉得《羌风》对于您具有怎样的一种意义？
　　安栋：在这之前，坦率来讲，我对羌族音乐了解不是很深入。以前了解得多的是蒙、藏和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音乐。实际上，大众之前对羌族的关注度还是不够，因为民族相对比较小，人口少。真正开始对羌族的关注，还是从去年发生的那场地震开始的。因为汶川，因为北川，羌族这个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母亲民族，重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里。
　　在最初讨论的时候，我就说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我认为都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羌风》是我这几年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之一，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符合我对原生态音乐的追求上讲，也是我人生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

　　记者：在您眼里，《羌风》是一个怎样的“羌风”？
　　安栋：这就说到一个核心的问题。我对《羌风》的理解，或者说我们要在里面表达什么，从音乐层面上来讲，我觉得要考虑三个重点：
　　一是要凸显出羌族歌曲的特色和羌族演唱的特色。我们坚持所有的主唱和领唱由来自汶川灾区的羌族演员来表演，并且他们都是用羌语作为母语来演绎，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特色，并且难能可贵。在5·12汶川周年祭这个时间节点推出，可以加深人们对羌族的认识。
　　二是在原来的音乐上，我们应该有所传承。在《羌风》里，大约选择了有二十多首羌族的歌曲，且大部分为古老且频临失传的羌族民歌，根据上千首羌族歌曲的资料，我们创作团队作了认真的筛选 。但是羌族歌曲有一个特点，一般都是短小精悍的歌曲，这样有利有弊，要用其他音乐来补充 融合她。我们不能舍弃观众进入这个剧本的一些习惯性的音乐或者说是音乐剧的一些表现形式，主要还是要考虑市场接受度和剧情的需要。
　　三是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现代性，比如加入打击乐的现代节奏，我们要做的是一种世界音乐的节奏型，而不是流行音乐的节奏型。羌族苍凉有力的音乐还是需要一种现代节奏音乐的补充，让既有非洲音乐或印度音乐甚至南美音乐节奏的元素融合进来。她是一个自然态的，而不是一个电子态的，也就是我们融合了其他原生态的元素，来为羌族音乐做嫁衣。音乐融合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关键是怎样选择其他音乐元素来结合。

　　记者：这一段时间，在《羌风》的音乐制作中，羌族音乐给了您怎样的一种感受？
　　安栋：感觉相当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和震撼。这几天我从上海飞过来，就一直在录音棚里忙，以致你们四川好吃的川菜也没时间去品尝，但我是兴奋的，并且是感动着的。我们参与录音的都是来自地震灾区的羌族老乡，他们很多是第一次进录音棚，很认真很认真地唱得面红耳赤、汗流浃背，但他们一遍遍地在把一个民族的声音展现出来，我仿佛看见他们又回到了那片几千年前的土地，是他们复原了一个东方神秘的大族的原音，尤其是他们的多声部，非常精彩，非常宏伟。
　　如果说硬要总结的话，目前，我看到的羌族音乐，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她有自己的特性，如毕曼兄弟、阿尔曼人的热玛组合，他们有时候追求的是一种“不和谐”的苍凉之美，她不是我们审美当中追求的那种常态的音乐美。秦汉古风在里面呈现。你一听就会被抓住，那种声音既遥远又熟悉，她仿佛就是我们剪不断的那根脐带，那种声音来自我们的母体。
　　第二个是羌族音乐里面有很多的包容性，她汲取了许多其他民族的音乐里面的很好的东西。羌族歌曲如此之多、如此之广、如此之深，对一个人口很少的民族来说，是惊人的。羌族里面还有很多细分，不同部落不同寨子之间，音乐都有所不同和传承，保留着各自可贵的特质，这可能跟他们的地理环境地貌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一个母亲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深厚沉淀。羌族人没有文字，羌族人的歌就是他们口耳相传的史诗。

　　　　记者：很快，《羌风》就要横空出世了，您对她有一个怎样的预期？
安栋：充满了信心。但我觉得在首演之后，我们应该根据市场的反映，来做即时地调整。不能排完一个东西就撒手不管了。实际上，有很多作品，首演过后，很难能够长期接着演下去。《羌风》本身还要有多种可变性。《羌风》应该是一个总的概念，一个大的核心，或者说一个品牌。它应该要延伸更多的东西。
　　我们先要做到一种最大限度的“极致”，尽我们的所能，然后根据市场的回馈来做一些调整和修改、完善，让《羌风》久而久之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羌风》除了做这个音乐剧，还要做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文化传承与传播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曾经建议《羌风》考虑在不同的地方，让当地的歌手来做一些公益性地参与演出，这称之为一种跨界的沟通，比如说，在意大利演出，我们就找一位意大利歌手来参与，教他唱我们其中的某段歌，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的方式，可以增大我们市场的接受度。

　　记者：《羌风》在国内感恩巡演后，还打算去国外做一些演出，您认为面对国外观众，《羌风》是否也会成功？
　　安栋：我认为2000年的原音再现，一个神秘的东方大族会站在一场地震的废墟上，以重新站立起来歌唱的姿势和声音感动不同肤色的人。其实这样一个事件的人文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她的艺术价值了.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比较注重“装修”，外国人则比较看重“内容”。这也是我们的很多东西在国外走不远的原因。我们的观众普遍还停留在感官音乐的层面，而不完全是精神层面。如果考虑国外演出，我认为《羌风》还要做一些调整。因为国外更注重音乐的互动性、参与性、娱乐性。在外国人眼里，重要的不是人数，而是音乐本身。比如说，我们在国外要表演《羌风》，那伴奏带就要少，舞蹈的场次也可能要减，而现场歌手的唱和乐队的演奏则要多一些。当然，我们先考虑国内的市场。把《羌风》推向国际是中国人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

　　记者：《羌风》的一大特点是占了一大半的原生态歌手，他们从灾区走来，把《羌风》也当成一次伟大的“灾后重建”，并且充满了对全国人民和世界的感恩，这也是制片人王征一直坚持的初衷。您觉得这有什么利弊？
　　安栋：从音乐制作的专业角度来讲，作为原生态歌手，他们的自然状态就是最大的特点，具有不可比拟的辨识度。但可变性较小，和新创作的艺术形态结合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个原生态，那《羌风》的核心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所以，我对王征的那种想法感动，这也是《羌风》呈现出的一种最为感人的特质。
　　总之，我像全国人民对重新从废墟上站立起来的这个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缩影——羌族——的热爱一样，我们对《羌风》充满了美好的预期，以及深深的祝福。

    林元亨 石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