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是我的天津老乡，我对他最早的认知是在我早年供职的天津日报上，那时，周公在天津日报的《满庭芳》副刊上开辟专栏“响晴轩砚渍”，写的都是京津旧事和文坛掌故，文笔典雅，行文轻松，底蕴却很深厚。我是每期必看，甚至有时着迷到等不得文章见报，就先跑到责编那里去看周公的原稿。由此，我知道周公并不仅仅是一位闻名遐迩的红学大家，更是一位学贯中西、诗书兼擅的大学者。

有一次，我在与周公交往甚密的惠公先生那里，看到一封周公的亲笔来信，内容是关于撰写专栏的一些事情，而那一笔清秀俊朗的瘦金体书法，却把我强烈地吸引了。惠公先生也是书法行家，他告诉我，若论写瘦金体的书法名家，当今中国只有两位，一位是已故的于非闇先生;而在世的书家，周汝昌先生绝对是首屈一指。(编者注：周先生于2012年去世)那次，我特意向惠公借得这封周公的手札，复印一份揣摩欣赏。后来，读到了周公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书法艺术答问》，才知道周公不仅字写得好，而且是一位学术造诣深邃、且见解独到的书法理论家。再后来，他的那本《诗词赏会》又成了我的枕边书，周公对古典诗词的解读和体悟，远超于一般诗词赏析文章之上。我由此悟到，世人咸知周公专擅红学，其实恰恰是对这位全能学者的一种误读。

我见到周公是很晚、也很偶然的事情。那是1999年夏天，我在北京为央视拍摄的一部电视专题片做后期。因为缺少一些素材，要等着深圳派人送过来。这个空档就给我留下一些走访京城友人的宝贵时间。一日，我去篆刻家自默兄那里聊天，偶然听他说起给周汝昌先生新刻了一枚名章，本打算今天就给老人家送去，而我的到访使他只好改期了。我闻言有些不安，当即建议他不要改期，现在就去送印，我也正好随行拜访一下久仰的周汝昌先生。就这样，我俩立即动身，前往周府。当时正值酷暑时节，周公穿着一件老头衫开门迎客，只见他满头银发，浑身瘦骨，虽年逾八旬，但行动还很敏捷，且谈锋甚健，谈兴甚浓。老人家此时的视力已经很弱，接过自默兄的印章需把印面凑到眼睛跟前，才能看到。接着，又跟我聊起了津门往事，还问起了当年天津日报的几位老编辑。我则改用天津话与老人交谈。老人笑着说，我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家乡话差不多都忘了，还有，我的老家是天津南郊的咸水沽，那地方的口音跟天津话还不一样。这时，周先生的老伴正好走过来招呼我们喝茶，周先生指着她说，我老伴的口音还是那个味儿!说得满屋子人都笑了。

那次拜访，我得到了周公的第一个签名本，那是一本随笔集《岁华晴影》。返深不久，我就受命创办一份新报，副刊编辑希望我帮着约一些名家稿件，我马上想到了周汝昌先生，当即给周公写了一封约稿信。过不几天，我就收到了周先生的女公子周伦苓代写的回信，说周公收到我的信很高兴，爽快地答应给我们写稿。从周伦苓的信中，我知道老人家视力减弱之后，文字方面的事情，大多是由他口述，女儿记录，然后成稿。这使我愈发感到周公的来稿是何等珍贵。那次，我们在副刊上开辟了一个专版来刊发周公的散文随笔，还配发了周公的近照。据说，老人家对我们的版面安排十分满意，随后又陆续给我们发来了一些新作。我们从中选发了一些文字短小的作品，但是，由于四开小报的版面有限，一些长稿就无法容载了，尤其是周公发来一篇回忆他与胡适先生几十年交往的长篇散文，我读后对这两位大学者的君子之风和学术品格，深为感佩。这篇文章未能经我之手而刊布，令我至今引为憾事。

翌年秋天，我再次赴京拜访周汝昌先生，这次还带上了我新写的一卷小楷陆羽《茶经》，想请周公指点一下。可是一打开书卷，我就发现，一别经年，他老人家的视力近乎失明了，我忽然感到自己的唐突，连忙把书作收拢起来。可是周公却兴致很高，连声说：“墨笔字还能看清，还能看清。”他拿着放大镜，慢慢地逐字审看，浏览一过之后，笑道：“这么长的经文，我看一遍都这么费劲，你写出来岂不更难啦!”我向周公表示歉意，说自己只想着请您这位书法大家指点指点，却没顾及您的眼睛，让您耗费了宝贵的目力，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周公笑笑说，你可不能这么说，现在的年轻人，肯花这么大的功夫抄经写字，这本身就不简单啊!随后，周公问我小时候临过什么帖，跟哪位老师学，我一一作答。周公闻言频频点头说，看得出，你的字很规矩，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是，似乎还缺少一点灵动之气。接着，老人家就如何增加灵动之气，又做了一番详细的解说。这次拜见，几乎变成了一堂书法答疑课，我由此窥见老一代学人对后辈晚生的殷切期望和诲人不倦的为师风范，令我如沐春风。

这次拜见，我特意向周公解释了几篇长文未能刊出的原委，周公表示完全理解，并对我们为他编辑的专版表示赞赏。他叫周伦苓取来一本新著《北斗京华》，摸索着给我题写了两行大字：“侯军乡友正之，周汝昌奉”，笔力依然雄健，但排列已经倾斜，而且有两个字还出现笔画的叠加——这是一位近盲的老人凭着感觉给一位晚辈题写的字迹，一丝不苟，笔笔含情。时至今日，我每每读来，心中都会油然升腾起一种由衷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