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六

我的出生地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平武县境内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白天黑夜，缤纷的季节，一代又一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父老，犹如闹钟上的指针，在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在这片地方度过。我热爱我的出生地。同时，精神上也有一种憋在心里异常真实，但一说出来就显得夸大其词的恐惧：出生地地处四川龙门山断裂带，系地震活跃频发地。

小时候，经常听人们讲述1976年的松（潘）平（武）地震。不过，他们的语言或者说讲述方式，并没有唤起我的恐惧，隔着岁月的栅栏，在亲历者的语言中重生的灾难被抹上了虚幻的色彩。所以，那会儿，每每听他们说起，懵懂的我都无比憧憬地震长到自己眼皮子底下来，好一睹真容。

记得，大概读小学五六年级时，有天清晨，天麻麻亮，家住一个院子的堂哥，忽然跑到我家里来告诉我夜里地震了，地震把碗柜里的碗啊盘子啊铁勺啊摇得哗哗响，屋顶上的瓦也落下来摔烂不少。此外，他还夸张地告诉我他自己也差点被地震簸得从床上滚到地上。至于感觉嘛，他说，比坐船还安逸。“比坐船还安逸。”堂哥就是这么说的，这句如今回味起来颇有些毛骨悚然的话，却在那个瞬间点燃了我的嫉妒与好奇，地震已经长到眼皮子底下来了，可是，我自己不争气，夜里睡得太死，没体会到。

和人们常说的松平地震一样，堂哥的这次讲述，掩盖了灾难本身的残酷和血腥，给心智尚未真正成熟的我制造出某种幻觉——地震并不可怕。这种肤浅脆弱的认知，一直持续到2008年地震。彼时，我在成都读大学，地震来临那会儿，我在学校打印室里打印完诗稿，跟同学欧珠多吉走在回寝室的路上。走着走着，世界猛然摇晃起来。望着成都平原的天空，我以为飞机掉下来了呢！欧珠多吉告诉我，地震了。地震！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瞬间令我头皮发麻，心惊肉跳！那会儿，我压根儿不知道我的家乡，已经在这眨眼的功夫里面目全非了。这天下午，我用老式的诺基亚手机一遍遍拨打着家人的电话，但一个也没打通。后来，有同学手机终于能上网了，得到的消息却是北川的伤亡数字，这些冷漠无情的伤亡数字，不断刷新着我的不安——老家平通镇和北川县桂溪镇相邻，却毫无音讯。地震几天之后，我才赶回老家，只是，镇上伤亡惨重。

突如其来的生死和无常，我沉默了，虽然，也想为此写点什么。想归想，我却始终没有动笔。地震后那几年，国内关于地震题材的作品可谓多如牛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有积淀的文字注定不会长寿，我相信，不管怎样，早晚我都会拿起笔，为那些逝去赋形，再次赋予他们生命和活力。

2011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先是在北川工作了大概一年时间。2013年，我回到老家，在县文化馆担任文学创作辅导员。也就是这一年，我找到了去呈现内心世界、支撑写作的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断裂带”。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白色城堡》写过这样一段话：“在生命的某一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的写作，我笔下的“断裂带”，何尝不是如此？

在断裂带上工作生活，我接触了太多的地震幸存者，耳闻目睹许许多多和地震有关的故事和际遇。实话实说，我不是个喜欢煽情的写作者。生活就在眼皮子底下，看得见摸得着。对此，我更喜欢去冷静地观察和打量世界。写作，是生活的另一条退路，是为了挖掘那个特定的自我，也是为了释放骨子里的疼痛。毫无疑问，我总是自惭形秽，不敢轻易动用“悲悯”这样神圣的字眼，怕招惹笑话。也许，这些都无关紧要，我必须心无旁骛的事情，就是认真抒写内心体味到的那些苍凉、疼痛，那些悲欢喜乐，那些日子里的光和影。写断裂带，让我感到自己的写作有了方向和使命感。V.S.奈保尔在其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中写道：“我最有价值的一切都在我的书里，剩下的都尚未成形。”剩下的都尚未成形，在没有路标的道路上，时间在继续，一切在继续。

“我起草圣歌，献给大地和空茫。”米沃什的这句诗，我很喜欢。

据说，一切都会消亡，唯独精神可以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