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成博

7月15日，成都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发展巴蜀文化”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传承发展天府文化和世界文化名城建设积蓄强大精神力量。

会上，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以《中华文明史的考古学书写》为题作专题辅导报告，结合近年来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进一步讲解多元一体格局下中华文明与巴蜀文化的关系，阐释考古学对中华文明史书写的重要意义。

从考古看见文明

为中华文明史提供实物支撑

“考古学的书写以实物材料为依据，在中华文明史的书写上可与文献材料相互应证、相互补充。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霍巍表示，我国考古事业近年来蓬勃发展、成果不断，不仅为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提供了有力支撑，更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提供了实物依据。

随着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的发现，考古与史料相结合，为理解成都城市根系和历史源流提供了更多生动细节。

今年1月，三星堆3号坑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和8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兽成功合体。人们在感叹古蜀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之余，也从这件造型奇异的文物上，看到了古蜀与中原的联系。“尊在中原礼制系统中有重要意义，是中原文化礼天法地、奉祀祖宗的礼器。在三星堆出土含有尊的文物，说明三星堆人在当时已经知晓中原礼制，并且顶尊跪坐的形态，说明他们对于这套礼制也是顶礼膜拜的。”

霍巍表示，过去，曾有国外学者提出，在许多早期文明，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迈锡尼及大部分的新大陆文明中，艺术主流的都是具象艺术，而这在中国的商周文化传承中却不明显，“但是三星堆考古出土的大量体现具象艺术思维的文物，这为中外文明比较互鉴提供了新的样本。这也更进一步提示我们，三星堆遗址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考古发现。”

今年5月，300多万字的《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正式出版。霍巍认为，作为古蜀时期的重要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金冠带、金面具、跪坐石人像等无不展示着古蜀人高超的工艺水平，也显示出金沙相比于三星堆，有着更进一步的阶级分化。

用历史滋养未来

努力打造世界文化名城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承载着城市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成都自古文化厚重、人文昌盛，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天府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彰显了“五个突出特性”。

从古蜀文明到秦并巴蜀，从都江堰孕育“天府之国”到雪山下的公园城市，霍巍认为，考古学以其具体、有细节、有场景、可信度高的实物材料“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对于增强文化自信自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会人员表示，成都厚重的文化积淀、浓郁的文化气息、蓬勃的文化力量塑造了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和活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就要守好城市千年文脉，从厚重历史中汲取润城化人的精神力量，努力打造彰显中华文明魅力、天府文化特色的世界文化名城。”

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和《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都对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提出了明确要求。成都将通过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充分激发文化改革驱动力、持续提升文化服务供给力、切实增强文化内在向心力，自觉肩负起从“历史文化名城”向“世界文化名城”迈进的时代使命。

与会人员表示，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坚定历史自信，坚持古为今用，通过实施好城市文脉传承和古蜀文明探源工程，推进“三星堆—金沙遗址”联合申遗，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成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