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贻荪 帆影
1997年岁末的成都红星中路。黎明。北风打着旋，摇醒了路边的几树蜡梅。蜡梅在苦寒中开花了，一股浮动的暗香吹进了小小的《星星》诗刊编辑部。
上午10点左右，办公桌上的电活响了，正在编稿的张新泉拿起话筒。电话是北京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打来的。对方诚挚地告诉他，你的诗集《鸟落民间》经评委会评审，入选首届鲁迅文学奖，即将正式公布，先口头通知。祝贺你！
张新泉放下话筒，好久都没有回过神来，心中不停地问着自己：我，一个16岁的失学少年，一个在川江上喊着号子拉纤的纤夫，一个在炉火旁打铁的粗汉，那些浸泡在寂寞、艰难和平民生活中的诗，真的会获得首届奖鲁迅文学奖？
张新泉与诗歌的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16岁。对，就是这个年龄，好像有点“早恋”。
富顺乃川南文化古城，历史悠久，文脉深厚，名人辈出，更是被称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宋育仁和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等先贤的故里。街巷皆青石板铺路，民居都红砂石墙基，穿街而过，可听到古城悠远的足音，视见先贤充满壮烈诗情的背影。
张新泉生于斯，长于斯，耳濡目染，心智便开。16岁，1958年。他是富顺县第二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澎湃的诗情在心涌动，便自封主编，在学校里办了一份油印文学小报《火炬》。同时，开始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作品。少年张新泉的心中，激荡着与诗歌早恋的快乐。
不久，故乡平静的沱江掀起了巨浪。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学校不但责令停办《火炬》，还开除了他的学籍。这个沉浸在诗歌初恋情怀中的少年，顿时从理想的蔚蓝天空被扔进了万丈深渊。
当时的富顺没有自来水，沱江边上就出现了一群以挑水为生的人。
这些出卖苦力的挑夫，每天担着两只水桶到沱江边挑水，爬坡上坎，分送到各条街上用来蓄水的石缸里，供居民饮用。挑着两桶沉沉的江水，顺着高高的石阶，一步一步往上爬，挑水人的汗水和水桶里溅出的江水，洒在那一块块叹息着的青石板上。
失学后的张新泉被卷入了这支队伍。
16岁的孩子，肩膀还嫩着呀！
他咬着牙，担着沉沉的两桶江水，跟在队伍里踉踉地爬着石阶，瘦小的脚印在上面趔趄着。泪水涌出来，滴在水桶里，洒在石阶上，磨破了肩膀的血肉，紧紧地咬着他的心……
诗，在很遥远的地方看着他。
他成了一名与诗歌失恋的少年。
沱江，从九顶山南麓的绵竹断岩头大黑弯起步，匆匆地呼啸着流过富顺，经过泸州汇入浩浩长江，是当年自贡盐业进出的主要通道。江上运盐的船吨位较大，只能停在江中，不能靠近码头，需要人工将盐一袋袋地扛到船上去，也需要将船上的货物一件一件扛到码头。大量的劳工，在码头上扛包糊口。
生活铁青着脸，逼迫张新泉来到邓关码头，成了一名扛包工。
这里是把盐包从陆运变为水运的中转码头，需要大量扛盐包的下力人。在老板的眼中，他或许不是最理想的劳力，好在正在吃长饭，不用好久就是牛高马大的壮劳力了。
运盐包的大卡车源源不断地从石夹口方向开到码头，有时排起长蛇。扛盐包的工人依次在车门下等候。车厢里的人把将近100公斤的盐包呼地一声拉到车门口，随着几声吆喝，盐包重重落在扛包人的肩背上。准确地说，那盐包不是扛，是驮，有如泰山压顶。这一瞬，压得他眼冒金星，屏住呼吸咬紧牙巴，奔跑，向船舱拼命奔跑。在盐包的压重下，向前每跨一步，如走奈何桥。
从码头到船舱有段距离，因水阻隔，全靠几块跳板连接。又陡又窄的跳板高悬空中，江风一吹，不住晃动。老师傅们告诫他，走上跳板，一定把脚趾抓紧，一步一步往前迈，切记不能踩虚脚。跌下去，就没命了！
当地人说，这叫做血盆里抓饭吃。
洪水季节，上游突降暴雨，江水就骤然猛涨——它有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恶名：强盗水。伴随强盗水的，还有汹涌而来滚子浪，凶险得像一道道鬼门关。每当滚子浪、强盗水逞凶时，来往船只都抛锚停在码头暂避风浪。
唯独打渔船格外活跃，在浪上飞舟，四下打望。望什么？望从上游冲下的物品。因暴雨成灾，房屋圮毁，桌子、板凳、椅子、床铺，甚至房梁都顺流而下。这些东西只有打渔人敢去捞，他们不仅有搏击风浪的本领，而且有自己的“秘密武噐”：在长长的竹竿前端，绑一个铁钩，遇到什么，钩子一啄，手到擒来，弹无虚发。一时间，引来人群挤在两岸驻足观看。
张新泉无心观望。为了生存，他必须去扛那沉重的盐包。盐包压在肩背上，骨头仿佛散了架，火辣辣地疼痛啊！踏上跳板，脚下打闪，一个趔趄，“扑通”一声，江面上飞溅起数尺高的浪花，他和肩膀上那只沉重的盐包一起跌落江里。
岸上的人群一片惊呼：救人啊，快救人啊！
就在这时，上游一股强盗水奔袭而至，将张新泉打入洪涛。
江面上，一个渔夫正专心钩一只木箱，眼看就要得手，突然发现木箱旁有一个人在浪里挣扎。
救人要紧。他扔下即将到手的木箱，将手中的铁钩伸向那个在江水中挣扎的人。可是，这救人不像钩木箱那么利索，小船在风浪中颠簸，稍不注意铁钩就会钩着那人的皮肉，除了眼疾手快，还必须使用巧劲。
只见渔夫趁着那人浮出水面的一瞬，以闪电般的速度将铁钩伸过去，铁钩牢牢地钩住了他的上衣。渔夫猛伸双臂，用力一拉，将那人拉出回水沱，拖到江边的沙滩上。渔夫用手指在那人鼻孔上试了试，脸上现出善良的苦笑——还有一口气。渔夫立即将那人的双脚倒提起来，用膝盖顶住肚皮，手掌用力拍背，直到那人从胀膨的肚子里吐尽浑水，才松了口气，把他扔在滩头的石板上，说了声：“这娃娃命真大。”
张新泉渐渐苏醒，烈日当空，江水呼啸，他只能仰天长号。
事后，相识的朋友都劝他，新泉呀，跟诗歌“离婚”吧！
带着诗的梦想，张新泉走进富顺糖厂的锻工房，成了一名铁匠。
富顺盛产甘蔗，糖厂小有名气。锻工房有干不完的活路，打不完的铁。这里只有他和师傅两个人。师傅拎着小锤一边敲打，一边将锻件上下左右翻动，每翻一面，他就抡起大锤敲击。
打铁是世上最默契的劳动，无须语言，全凭师傅的手势和眼神，甚至从鼻孔里喷出的那声气息，他便知道该打几锤，哪锤该重、哪锤该轻。师傅识字不多，对他很满意，夸他有灵性，勤快，每天大清早就来生炉子，肯吃苦。
无论春夏秋冬，靠近红炉便是走近火焰山，抡起大锤，身上便汗如雨下。铁钻上飞溅出的氧化铁屑，像片片飞舞的火花，落到小腿和脚背上。疼，只能忍着，不能喊痛，就是赤红的铁屑烧伤了皮肉，也没有哼过一声。
从风雨、江涛、炉火与死亡的挣扎中，这个当年16岁的中学生，已经长成一个肩背壮实的青年，一个在铁与火中煅打出来的铮铮硬汉。
诗和远方，仍在他的心中涌动着不息的波浪。
每当一天的锻件打造完成，师傅走后，他就着炉火，将一块毛铁烧红，扔进冷水桶里，冷水嗤嗤冒着热气，如薄雾轻烟在眼前缭绕。他拎起水桶，高唱一句“让我们把炉火烧得通红”，将那桶含着铁腥味的水从头上浇下，尘埃和倦意顿时烟消云散。
他用搪瓷缸泡一缸酽酽的老鹰茶，放在尚有余温的炉膛边，从容地走到煤堆后，去那个秘密的藏书洞里取书。顺手拿出一本普希金诗集或李白诗选，读上几首，他的心便醉了。
晚上，他做了一个梦，这个在苦难面前从未落泪的硬汉笑了，因为他又梦见了日夜思念的情人——诗。
夜晚，张新泉和朋友所在的区域停电，一片黑暗。张新泉所在的屋子里，一支蜡烛正闪着光亮——他在一张小桌前抄着向朋友借来的诗集，烛光将他坚实的背影投印在白墙上。
张新泉看见一位诗友的软抄本上，抄满了一些著名诗人的诗作，爱不释手，决定誊抄。摸黑跑上街，买了本子和几支蜡烛。静静的夏夜，纺织娘在窗外不停地叫着，屋角的蟋蟀也不干寂寞，不时叫上几声。同室的朋友都已睡着，呼噜声震得小屋打颤，他坐在窗前，埋头在那些诗行里，一笔一划地誊抄。第二天早晨，当阳光照进小屋的阳台时，他把本子还给诗友，笑着说抄完了。
他是生活的硬汉，在苦难面前高昂着诗的颅。为了诗歌——这个梦中情人，他从不向命运低头。1995年8月22日，他在给诗友孙贻荪的信中写道：“命运对我们何其厚爱，各种生命的体悟都没有放过我们，且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唯其如此，我的诗才这样有人间烟火……”
张新泉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诗集《鸟落民间》，就是集中写了一个个芸芸众生的百姓。弹棉絮的工匠、扫街的农民工、小铺里的剃头匠、小芳、李三秋、渔人……一幅幅市井风情画，风趣形象，是他在艰难中酿出的蜜。
生活，将张新泉锻打成一条硬汉，诗让他的心中充满着刚毅与柔情。这封信是他内心的独白，更是解读他诗的钥匙。张新泉的诗，有两块独有的高地，一在水上，一在火中，那是经过生命的铁锤敲打出来的声音，都是他独有的富矿。
好刀、文火、打铁生涯、烤薯店……听听这些诗歌的名字，眼前便会浮起一股生活的热浪。《好刀》写得更是出神入化：“好刀不要刀鞘/刀柄上也不悬流苏”，神来之笔，把刀的品格推到一个绝妙高处。“人类对好力的认识/还很浅肤/好刀面对我们/总是一言不发”，这样的诗，只属于他。
他，就是中国诗坛一把不卷的好刀，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
张新泉的纤夫诗，更是充满了硬汉男人的阳刚。喊风、拉滩、残纤、酒河、望夫石……首首皆耐读，每首诗都潜藏着生命的奔突和对命运的抗争。我们尤爱他写的《残纤》：“被七月 烤过/被数九 冻过/被汗 咬过/被水 泡过/被逼成刀锋/被礁石砍过/……残了/断了/还可以燃一把火/那时 我叫火炬/舟子举着我/舟子举着我”，这是他生命的缩影。
读《残纤》，不由让我们想起他学生时代所办油印文学小报《火炬》。那支一直燃烧在他心中的火炬——那是给了他生命、光亮和勇气的火炬。
这，就是他心中的诗——他钟情了一生的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