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宇

我今年74岁。我饮用的酒，开始是地道的江津老白干，之后常饮泸州老窖、全兴大曲、郎酒、尖庄和绵竹大曲，再后来也喝喝剑南春和五粮液。可说是一辈子与川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第一次饮酒时，是为了疗伤：因为学着抬石头还不会走路，脚被扭伤了，一会儿脚踝就肿了起来。好心的邻居大叔用药酒给我揉搓了半天，又用土碗倒了小半碗老白干出来，要我使劲喝上两三口。

“我——我不会喝酒！”我轻轻用嘴唇抿了一下，感到那东西又辣又苦，于是焦眉烂眼地推辞说。

“哎呀，是喊你当药吃点儿，不是招待你——你不吃，我就一口干了哈！”大叔说着，端过碗去，果真就是“啵”的一大口，顺势还丢了两颗干胡豆到嘴里嚼着，又道：“这点酒还不够我打湿嘴巴呢！”

“就是，要恨病吃药——还不快点喝两口下去！”母亲也在旁边使劲催促。

那时候，老白干的确金贵，要凭酒票才能在商店买得到，而且每人每月就二两酒票。

被逼无奈，我只得壮起胆子喝了一大口下肚，五脏六腑顿时燃烧起来。但是，也真灵，当天晚上，脚痛就缓解许多了，肿也消了些。

我第一次喝醉酒，是1979年，正好是我的而立之年。年初，乡亲们推举我当了生产队下面的作业组组长，秋天粮食获得大丰收，黄谷和杂粮都成倍增产；同时，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也到了。

那是一个凉爽的秋夜，乡亲们在保管室坝子头摆下酒席，庆祝丰收并为我送行。这也是我平生经历的第一次“大宴”：整整20桌，每桌尖尖的一大盆肥墩墩红烧肉和一大壶新酿的美酒，我和几个年轻朋友边聊边饮，聊理想人生，聊未来的好日子，一直喝到鸡叫头遍、月亮偏西，醉得来嘻嘻哈哈地跌倒成一团，一齐滚落到保管室外面土坡下的红苕地里。

我再次喝醉酒，是1992年。那年暑假，我到北京参加一个短训班学习，南来北往的同学们一致决定趁周末凑份子聚聚，加深相互间的认识了解。但大家在聚会时喝点什么酒的问题上起了争执，有人说就地取材喝二锅头，另有人说那不如喝他家乡的汾酒。我连忙绵中有刚地凑上一句：“其实还是我们四川的酒好些，香味浓郁南北皆宜……”

“对对对，还是川酒好！”我的提议得到两位关东大汉的支持，他们甚至一口咬定川酒中的郎酒和泸州老窖都特别不错。于是，我们就在北京喝了红花郎和泸州老窖。为感谢关东大汉对川酒的认同，我有意陪他们多喝了几杯，不想便醉了，那晚连时尚的镭射电影也没看到。

我第三次喝醉酒，已进入新世纪。其时，我已届知天命之年，却因为评了职称而聊发少年狂，在同事和亲友们的祝贺声中喝了不少酒，把家中珍藏的几瓶好酒全都喝光了。别人醉没醉我不知道，我却醉得一塌糊涂，平生第一次因为醉酒到医院输液，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

“别以为评了教授就该放肆喝醉，真醉死了什么都不是！”这时，终于出了一位诤友，声色俱厉地警告我。我牢记了这次教训，此后即便再有什么大喜大悲的事情，也无论有多少好朋友劝酒，我都始终把握着度。

饮酒把握度，少饮能持久。或许就是坚持了这个原则，现在我还能小酌几口，有时也陪朋友浅饮几小杯。并且，我至今仍对川酒情有独钟，家里存放的都基本上是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