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鑫

外婆多年前是喝酒的，说喜欢也并不为过。

在她和外公结婚那会儿，酒还得凭酒票购买。那些年月，普通人家都在温饱线上挣扎，“酒是粮食精”这句俗话足见含金量，又有多少粮食能被用来酿酒呢？街坊四邻只在请客酬工时，这种稀罕金贵的液体，才会被十分隆重地请上餐桌。

即便在酬客时出现了酒，对寻常人家而言，也无非是用打红苕粉剩余的残渣粗制而成的红苕酒。那种酒淡黄中带一丝微苦，且伴随着一股烂红苕的气味，准确地说，已经算不得是真正的白酒了。但贪杯的人不会嫌弃，他们会郑重又轻盈地抿上一小口，带着陶醉的口吻，从牙缝里轻飘飘地挤出3个字：“荔枝味。”

外婆有个兄弟是小贩，路子广，能碰到常人罕见的酒精，不过，那多是作为医学用途，如今看来是根本没人喝的，更没人敢勾兑贩卖。可那些年，倘若谁家请了帮工，如果饭桌上能出现这种酒，不但不用背负道德上的责备与骂名，还能隐隐称得上是一种阔绰豪气的身份象征。

或许是因为女性的身份，喝酒的外婆远近闻名。有次，外婆去外乡走人户，席间，乡人乐得见到女饮者，争相敬酒。外婆多饮了几杯，回家路上，醉眼忘路，不慎闯入陌生的地界。同路的小姨尚小，急得哇哇大哭。临近一陌生乡人闻声赶来，看到醉态的外婆，开口问小姨：“你姓余不？”小姨点点头，好奇心掩盖了恐惧。问起缘由，那人说：“方圆几十里，哪个不晓得你妈妈是酒中豪杰哟……”

外婆在酒中的名气，其实是拜外公所赐。那时，外公在外偶尔承接小活，难免需要应酬。孩子们渐渐长大，外公在饭局中也不再低调，如“我在镇上托人烤了一挑正宗粮食酒，你下回来我屋头‘告一哈’”“内侄前两天来看我，说是给我整来两瓶硬通货，叫啥子名字来着？哦。想起了，是剑南春，今天刚好带了一瓶。老婆，你去开来散散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说炫耀都多少有些刻意了。

外婆其实并不喜欢外公喝酒，她知道外公是话量大于酒量。每次酒局到最后，往往都得她出手接杯救场，最后也准是她搀着外公回家。一来二去，她在酒界的名声便比外公更响亮，她不但在外替外公挡下不少酒杯，就算家里逢年过节，也免不了要在孩子们的吆喝声下小酌二两。

外公其实比外婆更爱喝酒，酒龄和饭龄相差无几，但年轻时条件有限，可以开怀畅饮的机会不多。即使后来孩子们相继进入社会，他也一直像个陀螺般，在为自认比喝酒更重要的琐事而奔波忙活，一直没能静下心来细品过几瓶好酒。作为一个喜欢吹天侃地的酒中客，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但好在作为一个生在四川的人，泸州老窖这款亲民的川酒从未断杯，可以慢慢补偿年轻时欠下的酒债。

毫无征兆的，率先在喝酒这件事上败北的人，是外婆。或许是因为常年务农积劳成疾，加上多年没有规律的饮酒，她的身体终于不受控制地亮起了红灯。某天，她背着猪草下地回家，竟一头仰倒在堂屋前。去医院一查，是肝胆疾病，伴随间歇性梅尼埃综合病症，开刀动药、里里外外地医治了好久，原先微胖的身体也日渐消瘦下去。命保住了，但病却无法断根，而酒万万不可再沾。

外婆被迫与酒友、酒杯说再见。没了她的作伴，外公在生意场上只剩独酌，很快安心回家务农，平常举杯只能邀明月对影成双。外婆戒酒后，让外公迎来了酒桌的计划经济时代——她成了外公的酒票，手把手地严格控制着配量。她常以自身例子警告我这样的后辈们，尽管没有明令禁酒，我们也默契地没再让她睹物相思。家中出现酒的频率锐减，只在固定节日时出现，连酒这样的字眼，都很少出现在她的耳边。

饭桌上，外婆将用了几十年的酒杯换成喝水用的搪瓷盅。每当看到那个空空如也的杯子，我就想：没了那醉人的事物，外婆的日子是不是已从原来的浓烈如酒，变得淡如白开水？

我结婚那年，回老家串门。外婆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一旁，从老屋的柜子里捧出一个黑黢黢的木盒，拂去上面的尘土，用双手颤颤巍巍地打开，里面竟躺着一瓶封口完好的五粮液。我伸手接过这份有些沉重的礼物，凑近细看摩挲着，外壳的包装已成红苕皮一般的荔枝色，瓶身上的年份，恰好是我出生那年。我想对她说些什么，一张嘴，却醉酒般地红了眼眶。

透过模糊的视线，我明白，除了酒，再难有其他物事可以浓缩外婆的心意与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