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民

至今，我虽记不住钟叔的全名，但记住了他随身携带的酒壶，那是半新半旧的一个军用水壶。钟叔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们一同参军入伍，一同跨过鸭绿江，又一同回国参加工作。因我祖辈几兄弟都是厨子，所以父亲在战场上只能拿着锅铲，钟叔则扛着枪。

父亲和钟叔回国后，被分配到大巴山区修铁路。在工程队，父亲任伙食团团长，钟叔任掘进班班长。钟叔一脸络腮胡子，大家都喊他胡子班长。那时我年少，常常听职工家属们议论他：“这个五大三粗的大胡子干活不要命，喝酒也同样不要命。”

也许，喝酒在我的印象中缘于钟叔。

那个年代，物质匮乏，生活艰苦。钟叔酒壶里只能装满散装的、廉价的红苕酒。发了工资那几天，他眉飞色舞，喜气洋洋，酒壶里一定装满散装的、品质较好的高粱酒。他可以一包炒胡豆或一袋炒瓜子，就喝上半壶酒。父亲曾经叹息：“他呀，在工地上干活无话可说，下了工地就离不开酒。一喝就刹不住车，没得一斤两斤下肚，不会抬屁股笑眯眯地走人。”

父亲除要照顾几百职工家属的日常生活，还要照顾来往的客人。招待客人常常喝的是瓶装泸州大曲或泸州特曲。父亲不善饮酒，只是保管酒，或者说保管喝剩下的酒。新的一批客人到来，不可能喝剩酒。父亲只好将剩酒提回来泡咸菜，母亲则将空酒瓶插一枝野菊花。

那几年，钟叔挎着空酒壶隔三差五来我家串门，摸着我的脑袋：“我来看看大侄子长高没得。”其实，他觊觎父亲提回来的剩酒。父亲拿出一瓶粘着灰尘的尖庄酒，款待老战友；母亲则给他油酥一盘花生米。

钟叔美滋滋地喝酒，父亲陪着喝茶，母亲在一旁打毛线。他每次在我家喝酒，都会拉住我，让我坐在他的腿上，把酒杯送到我嘴边说：“大侄子，陪你钟叔抿一口。我给你讲一讲黄继光、邱少云的故事。我屋头那几个丫头片子，见我喝酒都躲得远远的。”

母亲安慰他说：“老钟啊，你以后女婿多，上门拜见老丈大人，还会缺酒吗？”钟叔临走时，满面红光，心满意足，酩酊大醉。他拍拍空空的酒壶，遗憾地对父亲说：“老陈啊，啥子时候我的酒壶里装满泸州大曲，死也闭上眼了。”

有一年，工程队掀起建设高潮。钟叔带领掘进班克服困难，日夜奋战。按他的说法，握着钻机就像握着冲锋枪，过瘾！那次，他们打隧道“月掘进速度达500米”，受到上级嘉奖表彰。领导给他戴上大红花，问：“大胡子，此时此刻你有何感想？”他不加思考，脱口而出：“我想喝泸州大曲。”领导呵呵大笑，爽快地说了两个字：“管够！”

钟叔因工伤而亡是第二年秋天的事。据父亲说，那次，掘进班一个年轻人上班忘记戴安全帽，工地离家属区又远，钟叔将自己的安全帽戴在年轻人头上。当天下午，隧道喷水塌方，大小石块砸下来，钟叔的头部严重受伤。

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他紧握着一位工友的手，艰难地笑着说：“要是有泸州大曲喝几口该多好，脑壳也不会这么痛了。”说完，已不省人事。

父亲说，在安葬钟叔时，有那只半新半旧的酒壶陪伴着他，酒壶里装满了泸州大曲。

钟叔毕生唯一的奢望就是能喝到好一些的酒。对今天丰衣足食的生活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虽然时不时喝到好酒，但在内心深处总会泛起淡淡的哀愁，微微的酸楚。至今，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喝到好酒，我就会想起钟叔，想起钟叔那半新半旧的酒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