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成博 图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9月15日，以“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为依托，国内外50余家博物馆、高校、文博机构的110余名专家学者共聚“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表示，“我国西南地区从来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而是中华大地上多样文明交流、多种群交流最突出的地区，是中国优秀历史和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5月27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年度原创大展“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开幕。展览汇集我国西南地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5省（直辖市、自治区）32家文博单位馆藏的294件（套）精品文物，以近年来最新考古材料为支撑，讲述中国西南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演变格局。截至目前，展览已吸引近百万人次参观。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青铜文明综合研究”“青铜文化的新发现和新认识”以及“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等主题，深入探讨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的起源、演变和影响，分享我国西南地区及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新发现与新认识，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更有力的学术支撑。
从文物到遗址：看见古蜀文明多个侧面
伴随着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吸引了众多目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等学者，在研讨会上分享自己关于古蜀文明研究的新成果。
王仁湘
王仁湘以三星堆八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以及青铜神坛为例，解读了“獠牙神像”所代表的意义。他表示，鸟足屈身顶尊神像以及青铜神坛上的小型青铜人像，都是上下分别拥有两颗獠牙的“獠牙神像”。类似的“獠牙神像”，是湖南高庙文化中白陶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形象在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中也可以看到。“‘獠牙神像’流行年代在距今8000—4000年前，在南北地区大范围流行，构图也基本相似。而在三星堆的‘獠牙神像’出现以前，普遍认为商周神像造型的通例，一般没有带獠牙的人面出现，而三星堆新一轮的发掘成果，无疑修正了这样的认识。”王仁湘这样说。
孙华
孙华以《承上启下的金沙遗址》为题进行分享。他表示，由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考古都发现了祭祀场所，并出土了大量祭祀相关的文物，因此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是比较容易被看出来的。但事实上，金沙与其后的开明王朝，中间虽然间隔着新一村文化，但是从出土的分属两个阶段的陶器、铜剑，以及城市布局等角度分析，仍然能看出二者之间的一脉相承。此外，孙华还表示，“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能明显看出古蜀人的创造力，这些尊、罍等器型与人像、神像等结合在一起，组合成了很多令人惊奇的艺术形式”。
未解的“巴蜀符号”：这些问题值得被关注
在四川、重庆等地出土的不少战国至西汉初期器物上，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些图形符号，它们被称为“巴蜀符号”。围绕巴蜀符号的性质问题，从花纹、图像语言，到符号、文字、图腾徽识等看法众说纷纭。但众多专家都认为，正确认识巴蜀符号的性质与含义，对于理解巴蜀，乃至更广泛的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严志斌
来自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严志斌教授通过系统梳理，向大家介绍了关于巴蜀符号性质阐释、归类等。“巴蜀符号有多少种类？巴蜀符号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巴蜀符号的地域分布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近年来巴蜀符号研究中我们很关注的问题。”严志斌表示，“我们也发现，一些巴蜀符号跟出土器物的材质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有的印章上的符号就没有在兵器上出现过，有的兵器上的符号也没有在印章中出现，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些巴蜀符号跟所在器物的性质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
除了四川盆地，在贵州赫章可乐遗址的考古中，考古人员也从当地出土的青铜剑上发现了巴蜀符号。贵州省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袁炜就透过贵州出土的带巴蜀符号文物，分析了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南渐问题。
不止古蜀：探寻西南地区青铜文明
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厅中，“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通过一件件精美的展品，颠覆着参观者们对西南地区古代文明的认知与想象，也吸引人们一探文物和文化遗产背后的多重价值。研讨会上，多位专家介绍了自己对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的研究成果。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周志清以《横断山区半月形项饰》为题进行分享，结合目前的考古成果分析了半月形项饰在横断山区的分布特点及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周志清表示，目前，半月形项饰主要分布在横断山区的三个区域：澜沧江上游、金沙江中游以及雅砻江下游的盐源盆地。他以德钦永芝、盐源盆地、茂县城关等多地的半月形项饰为代表，举例说明各地半月形项饰的特点与联系。“这些表现，体现的是西南青铜时代与中原地区的广泛联系。”
晋宁河泊所遗址是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的一处遗址，与石寨山墓地距离较近。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分享了关于晋宁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蒋志龙表示，2021年至2022年对上蒜一小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在这个区域发现了简牍，同时发现大量的建筑遗迹和遗存。“这些简牍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刑法方方面面，明确有纪年。透过这些简牍我们可以知道，汉代这个地方跟其它地方交流比较广，涉及到江州、重庆，还有成都。”他同时表示，考古人员还在这个地区发现了商代到秦汉时期的遗存，“原来我们认为河泊所遗址的年代就是战国晚期到秦汉时期，我们通过这几年做的工作，把年代序列建立了起来，文化关系也更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