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义

一场急雨后，几束月光透过阳台上盛开的三角梅，洒进卧室。我好奇地走到窗前，刚抬眼，一轮明亮的圆月竟晃得我不能直视。

我心里一惊。这么圆、这么亮的月亮，似曾相识？我在记忆里稍一搜寻，便想起了四十年前老家那轮无与伦比的明月，和月光下的那场合奏。

高中毕业后，我回乡种田。累了，买回一支粗糙的竹笛，吹从电影、广播里学来的歌曲。但由于不识谱，只能凭记忆加感觉，勉强吹出完整的曲调，一年后，居然也能吹出十多首歌曲。春节时，收到在财贸校读中专的二哥送我的珍贵礼物——一支竹笛。这笛子隔一段距离刷了光滑的黑漆，比先前那支精致了许多。我视若珍宝，每晚吹得更加起劲。

某个赶场天，一名梳着偏头、比我略矮、稍胖的青年在街上问我，“你会吹笛子？”我说，“是，你咋知道？”他说，“我就住你们山下，二队的，经常听到从山上传来的笛声，问了好几人，才听说是你。”我兴奋地问，“你也喜欢吹笛子？”我想，如果他会，就跟他学。他说，“不，我在拉二胡。”

之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叫泉春，长我五岁，那把旧二胡是从亲戚家捡来的，已学了三年，也不会识谱。

1983年盛夏的某一天，泉春说，“我们搞一次合奏吧”，我说，“好呀”。泉春迫不及待地说，“那就明晚，就在我们两个队交界的千丘塝。”

第二天傍晚，我们如约而至。夕阳的金色光晕下，千丘塝大大小小的秧田似霓虹灯下的绿色地毯。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蝴蝶、蜻蜓竞相飞舞，蝴蝶炫耀着彩色衣服，蜻蜓展示着“悬停”技术。蚱蜢在秧苗间翻着筋斗，青蛙在水中探出了脑袋。我和泉春在田埂边一块稍大的石头上坐下，开始互相“欣赏”对方的乐器。他的二胡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悲壮”，就像电影里的重伤员一样，全身缠着细麻绳做的绷带，琴皮是本地的花蛇皮，用胶布固定着。

太阳的余晖被无际的田野吸尽了，合奏就在这晚霞中的露天舞台拉开。我们兴奋地一致商定，先来一首最熟悉、也是当时最流行的电影插曲《在希望的田野上》。但是，在“哎咳哟嗬呀儿咿儿哟，嘿——”这个地方，就合不起来了。我们互相纠正、互相“追随”后，还是不行。我提出各自独奏一遍，看是否顺畅、准确。我们的独奏还算是基本顺畅的，但合奏时却是东拉西扯，收不了尾，只好放弃。我们又试着合奏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北国之春》《牡丹之歌》，依然不能完全合拍。最后，连我们认为最简单的、从小学一年级就会唱的《东方红》都合不起来。

我俩像中午的瓜藤——打蔫了。

短暂沉默中，我惊喜地发现，分明已是晚上了，笛子上黑黄相间的图案为啥还这么清晰呢？我抬头望向天空，一轮明亮的圆月就像被水刚清洗过一样，清晰的光辉似乎离我们只有几百米远。夜空没有一丝云彩，我呆呆地望着天空出神，静谧之中，我突然听到，田里的青蛙们开始了它们的演唱。先是一只领唱，无数只立即跟随，时而合唱，时而轮唱，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那振聋发聩的声音好像要将我们抬起来。

我对泉春说，“你听！你听！青蛙们的合奏比我俩搞得好多了。我们直接用嘴巴唱好不好？”泉春高兴地说，“嗯，好！好！”我们扯开嗓子，将合奏过的歌曲唱了一遍。泉春愁着脸问我，“为啥我们用嘴巴唱能合到一起，用乐器就不行了？”我说，“两个不识谱的人搞合奏，就像两个瞎子牵着手过河，不滚到水里才怪呢！”说完，我俩哈哈大笑。

之后，我们又沉默了。

突然，泉春兴奋地说，“你发现没有？当我们唱歌的时候，那些青蛙是没有叫的。我们不唱的时候，它们才叫。”我说，“那我们再唱一首试试。”我们又把刚才唱过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唱了一遍，果然，当我们高歌时，青蛙们就立即停了叫声。当我们唱结束两三分钟后，它们又开始了歌唱。我们又来了兴致，把所有会唱的歌重新唱了一遍。

两个人的合奏，变成了人与青蛙的合奏。

但我们不是青蛙的对手。我们的嗓子早已发干了，它们可是天生的歌唱家，何况还一边唱一边喝着水呢，我们只有把舞台全部交给青蛙，开始胡乱交谈以后的打算。我说，我想去当兵，想去看看山外面到底是啥样儿。泉春说，他年底就要结婚了，那姑娘就是本队的，因为喜欢听他拉二胡才答应嫁给他。

不知不觉间，月已偏西，露已成滴。四周的秧田里，每一片秧叶尖上，都举着一颗亮晶晶的露珠，似乎是为这场合奏举起的荧光。我们的发稍、衣服都潮湿了，膝盖以下的裤褪已被打湿。我们约定，以后一定要学会识谱，到时再来合奏。

我们踏着如水的月光，各自回家。

半年后，我拿着这支竹笛，去了部队。有空时，和几个学弹吉他的战友胡乱吹几首曲子。后来，在一次外出执勤中，插在背包里的竹笛，不知掉到了何处。四年后，我回到家中，专程去看泉春，却得知他因患急病，已去世一年多了。

四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学会识谱。但那皎洁的月光，那晶莹的露珠，那此起彼伏的蛙鸣，那支涂着黑色油漆的竹笛，还有泉春那把伤痕累累的二胡和他说一定要学会识谱时那坚定的眼神，一直清晰地留在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