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平

1994年初秋，我从成都出发，坐一整夜绿皮火车，去重庆上大学。其实，是从狮子山去往缙云山——狮子山是我生长的地方，位于成都东郊，山上有一所大学，我跟随父母，住在有梧桐与银杏的校园里。那山，却只是漫漫平原间延绵起伏的缓坡，有桃树、梨树，有油菜花、豌豆花，有悠长的铁轨蜿蜒经过，朝向暮色苍茫的远方缓慢而去。

18岁第一次出门远行，从一座山，到了另一座山，缙云山。缙云山脚下，是植物繁茂的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缙云山不同于狮子山，人家可是真正的山，巍峨、高大，山路崎岖、山势峻秀。到了冬天，山间雾霾终日不散，直蔓延到城中来，阳光如微尘般怯怯穿过，那光线也成了深浓的白色。

军训接近尾声，大部队在教官的指挥下，徒步四五个钟头，攀登缙云山。途中下起了大雨，抵达山顶，早已有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姜汤在等待。

住了四年的桃园四舍，一直残留着军训拉练那日的记忆，轻微的潮湿、永不散去的浓雾。后来，坐在香樟树簇拥的校报编辑部，在那深烟静雾的感觉之上，又新添了树木灰绿恍惚的暗影。

大三开始做校报副刊编辑，主编是邓力老师。邓老师掌控全局，定核头版新闻，副刊是儒雅的袁老师引导。袁老师戴眼镜，讲话轻而慢，他刚刚恋爱，女朋友一声声地叫他哥哥，坐在他的膝盖上，像一个小小的孩子。这称呼吓坏了我，这姿态也令我惊愕。我天性稚拙，并不懂得当中的齁甜蜜意。那时候，我挚爱费穆的《小城之春》，电影课上，虞吉老师讲得酣畅如醉的，是男主女主的不伦之恋——我却沉溺于女二含蓄唯美的暗恋，不张扬，不忘我，没有飞蛾扑火的决绝，清淡如中国古典水墨画，山静日长，苍苔盈阶，是那种“我爱你，你随意”的温润疏朗。

念书时，我并非循规蹈矩的乖学生，到了大学，更是常常逃课。在无人的教室里苦心孤诣地写作，抑或去图书馆一楼的饮料店喝一杯热牛奶，一个人沿着李园那条传说中可以通往缙云山的小径走上一阵子。但我从未走到山林深处，春天时，不过看一看沿途散乱的油菜花，秋冬就在那人迹罕至的荒凉之处兀自发一会儿怔。有时走出校门，去梁实秋住过的石头房子，也会到江对岸探寻复旦大学的旧址。

每期校报出刊以前，找到了不上课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我煞有介事地坐在一大堆来稿中，看来看去，都不顺眼。有一期，七八篇稿子都出于我自己，有散文，有小小说，有影评，有短诗，老实不客气地全部上了版，署了七八个笔名，紧张地盯着袁老师。他细细看完，都过了关。结果是，整版稿费全归我。领到钱，立刻请闺蜜们去西师街大吃大喝。

我在重庆的晚报、晨报陆陆续续总有稿费，汇款单一来，就呼朋唤友去吃东西。宿舍楼下守门的大妈卖一些品相粗糙的糕点，葱油酥大多被我饕餮了。那时候，真是一个没心没肺的胖孩子。西师倒也没有太过惊艳的美食，迄今仍记得电影院背后转角处那间面店的老板娘，有一头惊涛骇浪般的黑发，垂到小腿，编成粗粗的麻花辫。头发那么美，一张脸却是冷冷的，黑沉沉的大眼睛像冰凉的石头，竟是从未有过笑容。听闻她的先生是西师的老师，一家人就住在西师街旁石阶尽头的那栋筒子楼里。那会儿犹自好奇，在葱香扑鼻的小面与油润爆汁的小笼包间，她为何会如此的不快乐？

邓力老师是四川富顺人，有一个同乡，在《教育导报》做副总编。我大学毕业时，他推荐我去见一见。见过之后，就决定留下来做编辑、记者。从西师的校报，到机关报，算是轻车熟路，仍旧是一个人可以写完一个版面。

大约两年后，坚信自己热爱的是写小说，决定去有假期的高校。因此，回到狮子山，在自幼熟稔的校园里工作。有接近14年的时间，是在学校的宣传部。外宣之余，编辑校报亦是职责之一。最初校报编辑部是在一座三层红砖楼里，作响的木地板，破损的绿纱窗，窗外恰好是狮子山的海拔最高处，二十几级台阶的落差之下，是大片大片的树林与层峦叠嶂的乱石。这一切，似乎停留在西师，停留在那间阔大的、散发着老屋木香的办公室里。

在西师校报度过的那些日子，是心里遥远寂静的光。无论走出多远，无论这世间有多么庸常腌臜，只要那细碎而又恒久的光影尚在，余生的岁月，便会充满明亮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