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惊涛
一楼卫生间的大理石台面,窄溜一小片地方,放个香皂或漱口杯,空间就非常有限了。父亲却习惯将一个硕大的老式温水瓶放在台面。我常去洗手的时候,总是会担心碰倒它,于是顺手将它放到洗漱台的脚靠位置。
第二天,我发现父亲在下地种菜之前,又将温水瓶请回台面了。我没来得及问他坚持放温水瓶在台面的理由,顺带阐明我要将温水瓶放到地面的原因,只是又顺手将它从台面放回地面。
这件事我做得顺滑,又自觉顺理成章。我以为这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日常和顺手而为的习惯偏差,却没料到,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温水瓶究竟放哪里的问题,最终演变成我和父亲之间的又一场“战争”。
其实,在这场“战争”之前,我和他之间的“战争”,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
那是2013年,他和母亲退休后来成都和我共同生活的第四个年头。父慈子孝、温情脉脉的“蜜月期”熬过如许长的时间后,终于没能躲过某种规律,或者说“强大的日常力量”更准确。我甚至能在和他的这场“战争”里,隐约感受到一种父子相处的“四年之痒”确乎存在。
我承认,我和他之间,欣赏和爱是够的,只是缺乏一种必要的风趣、幽默和调侃。在传承和断裂之间、在成长和教育之内,乃至在负担与责任之上,我们太缺少相处之道的创新性探索了。
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一场“战争”。我只是凭着我的直觉能感觉到,他迷信于一个保健品的养生和长寿功效,实在是有些不寻常。
追根溯源,我发现他得知这个保健品信息的渠道,来自于我给他带回家的各种报纸上的广告。出于保护他,也保护我的目的,我便暂停了每日带报纸回来给他看的习惯。
我要在很多年之后,才会对这句话有切身的感受:父子关系如同一场永恒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双方都试图确立自己的权威和地位,但正是这种冲突与张力,塑造了彼此的独特性。
我不确定我是否要借助这种冲突来塑造我的独特性,但我确定的是,我对自己的生活、包括他和我同住后的日常起伏,有了自己的判断。
我一直以为,他这个年龄,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越来越欠缺,通过报纸获取信息,不失为一个好的习惯和传统。然而,他却把重点放在报纸上的老年保健、养生、益寿的广告信息上,并津津于报纸带给他的养生体验。新西兰保健品的出现,让他如获至宝。利用吃晚饭的间隙,他详细地给我谈了要加盟的想法:他不仅要身体健康,还要通过加盟这个事业,为家庭经济贡献一份力量,甚至实现财务自由。
“这不就是传销嘛!”我对他说。
“传销怎么了?只要能挣钱,何况对我们老人养生有益。”他反驳我,并对我的不屑以及这不屑里隐含的一种敌意的警戒表示了不满。
这年,父亲已经71岁,风华不再,衰老逼近。努力活得更长寿,成为他重要的人生目标。逢养生广告必咨询、逢咨询必听信、一听信必消费,成为他晚年养生事业的三“步”曲。几年下来,他花了很多不该花的冤枉钱。而日常生活里,他是一个舍不得添一元坐有空调的公交车的节俭老人。
“您都这个年纪了,还做什么发财梦。”我继续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的想法。我相信,我哪怕流露出一丝犹豫,他就会抓住机会“顺杆”往上游说他的理想。但他忽略了,他今时今日面对的游说对象,已经不是当年既欠缺社会经验又一味迁就和顺从他的读书郎了。
结果可想而知。
我动员掌握着他退休工资支配大权的母亲,控制他的资金。我们相信,即使他不零花,他也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积攒起购买保健品所需的一万多元费用。面对多次的讲道理、说事实、析利弊无效,我们认为,只有经济上控制住他,再强大的保健品传销事业,都会被我们的战略同盟摧毁。
然而,我没有料到,母亲从反对到中立再到默认,使这种“同盟”在一周后有了瓦解的迹象。
面对儿子和孙女们的反对和父亲的反复央求,母亲最后更愿意相信这个保健品真的对老年养生保健有用。她私下里和我商量:是否可以拿出存折,满足父亲的愿望?但前提是,只同意买保健品,不参加传销。
母亲和父亲已经同盟了,我只有直接面对传销的源头。
第二天,我找到拉父亲进组织的介绍人和门店负责人,直言他们这种以养生保健为幌子的传销,不仅欺骗老人挣昧心钱,还闹得家庭不和睦,必须及时纠正,不然就向管理部门举报云云。
没想到这位负责人反过来批评我限制老人的经济自由以及合情合理的养老保健需求,实为大不孝。我以义正辞严的申讨开始,以不欢而散的败回结束。
矛盾重新回到我和父亲之间。
父亲把买保健品作为维护权威和尊严的一场战争,而我把阻止父亲购买保健品,作为和传销组织的一场战争。整个家里,酝酿着一点即着的暗火。
求之而不得的父亲,终于在一个上午,在只有他和母亲在家的时候,以号啕大哭的方式,主动结束了这场战争。
母亲转述那个上午的情景:他说他4岁成为孤儿,他没哭;尔后经历几次大的磨难,他没哭;但这次,他伤心地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我从未见过父亲流泪。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伤心催化。但我知道,这次,我只能妥协。虽然,我明知道那些所谓“包治百病”的保健品,只能保证让他吃不出问题,至于效果,更多是心理作用吧。
半个月后,这个门店负责人给我发来短信:你父亲食用了我们的产品一个疗程后,效果很明显,手不抖了,耳不鸣了,饭量更大了。他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同意他购买第二个疗程。
我知道:这个短信其实是一次战胜方对战败方的示威:哈哈,我赢了!
我更知道,接下来还有第三、第四个疗程。或许,父亲藉由这个途径,拉亲友们购买产品的热情会持续高涨。
但是,我只能选择沉默。我怕我的坚持,或者我出于保护和爱的名义,对父亲再次造成伤害。
父亲的保健品食用进入到第二个疗程。
我于沉默中恢复了每天给他拿报纸的习惯。不为纵容,只为了一种坚持和习惯,就像小时候,我习惯从他的公文包里,按时翻他带回给我的《作文通讯》一样。
我还是心有不甘。一个月后的一个周五晚上,我打印回山东某报关于保健品传销的一篇记者暗访,心平气和地念给他听。
晚饭的餐桌上,我摊开这篇记者暗访传销组织的报道想让他看,他不看,我说我读给你听,他不听,一个人端了一碗饭到沙发上边吃边看电视。我一来气,便重重地放下碗,跑到沙发前,关掉电视,把稿子念给他听。他又往卧室跑,坚定而决绝。我跟到卧室,然后他又继续往沙发跑。如是者三,最后,他终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老母亲和侄女一旁观“战”,劝也不是,气也不是。最后,我语带激昂、慷慨甚至有些愤懑地向他念完了整篇报道。
我以为他会有所触动,然而,他只说了4个字:“我不相信。”
“你跟我去听一次课,就会明白这个产品好在哪里了!”他说。
为了让他死心,逢周末,这家公司在一个农家乐开培训大会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去了会场。
一间容纳数十人的大屋子里,聚集了10多名中老年人。一名中年男子走进会议室,播放音乐,带众人拍手做操,神情激昂亢奋。
“别看他们老,这些人都是现实生活中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父亲有些得意地对我说,“他们都看准了,未必我还不如他们?”
主讲人开口闭口保健品研发属于“秘密工作”,出于“振兴经济”,“关爱银龄”阶层。这样的论调,我是熟悉的。我是个小人物,干不了更大的事,这些退休了的老同志,爱做梦就做梦吧,但是,我的父亲,我必须拖他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是我作为儿子的责任。
接下来,我们沉闷地对抗,“战争”似乎没有我想要的胜负。
这天,是重阳节。
我和父亲的第二场“战争”,因幺舅离世引起。
幺舅缠绵病榻多年,没能等来他的87岁生日。那是一个周一的晚上7点过。我们吃过晚饭,刚放下碗筷,就接到大老表的电话。
“你幺舅走了,你马上给单位请假,和我们一起回去。”父亲的安排更像是一个不由分说的命令。
不知从何时起,我对这样不通商量的发号施令有了抵触。
我有我的难处:单位前两天突发事情,上级明确要求,近几天不得离开工作岗位。即便请丧假,幺舅不是我的直系亲属,得到批准的概率也并不高。大多时候,规则是不会为亲情让步的,幺舅对我如父亲一般的感情和重要性,于规则而言,不值一提。
天人交战之际,我对父亲的“命令”保持了沉默。
就是这一分多钟的沉默,让父亲愤怒了:“想啥子想?你幺舅对你那么好,你不回去送他最后一程,你心里过得去吗?”
母亲也看着我,眼中带泪。她没说一句话,却饱含千言万语。
无奈,我只能将不能离开成都的理由讲了出来,试图得到他们的谅解,并张罗为他们预约网约车。
这个理由,母亲接受了,转头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但父亲却认为这个理由是我不愿奔波这一趟而临时编出来的借口。然而,他顾全了我的面子,顺着我的话头:“你都不去试试,怎么知道不会准假?”
是啊,要不要试试呢?起码,要将这个感情与事理的冲突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才会既有说服力,又能得到内心的宽容。此刻,无论是父母,还是我自己,都需要一个相互接受和理解的说辞。如果没有这个说辞,父亲一方的愤怒,很有可能升级为一场父子之间的“战争”。
但是,我最终还是沉默了。
我不愿意为“试一试”而将矛盾上交,更不愿意将“明知故犯”的印象送到规则的制定者和裁量者面前。我确定这跟“爱惜羽毛”无关,但我确定的是,此刻的沉默,一大半出于我理性的自私,而那一小部分感性的深情,被我牺牲了。
父亲扔下一句,转头也随母亲收拾行李去了:“你幺舅白疼了你那么多年!”
“战争”看上去并没有爆发,只是转成了隐秘的暗战:父亲扔下的这句话,就像在我心里扔下了一个巨大爆炸当量的原子弹,他会让我每想到幺舅,就会被炸到内伤。
此刻,我在卫生间,再次将那个温水瓶从台面请下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我以为空着的温水瓶很轻,但事实却是装满热水的温水瓶很重。我以轻松的手感应对很重的温水瓶,它势必要给我一个教训,手滑让它跌落并爆裂在我脚下。
“原子弹”爆炸了,父亲冲过来,用一种几乎充满敌意的眼神看着我,然后炸出他生平最难听的一句粗口:“老子放一个温水瓶,你几次三番非要给我拿下来。你对老子有气,不必摔温水瓶,明着冲我来就是。”
我后来再次回想了一下他看过来的眼神,我承认,那眼神里,最开始是有“他是否烫着了”的关心,只是,那关心稍纵即逝,便迅速被一种怨憎和被挑衅引发的对抗情绪所替代。
怎么解释呢?是手滑,不是摔温水瓶挑战示威。但是,温水瓶被我搞在地上爆裂了,这是事实。我被烫伤了,你看不见吗?你关心我一句,难道不应该?
我似乎也生气了,冲他吼了一句:“温水瓶装这么多开水放这里很危险,说了多少回,怎么就是不听!放脚下更安全,就那么不能接受了?”
“战争”乍起,却又旋落。第二天,他和母亲收拾行李,坚持要回到老家镇上的安居房养老。
坐上网约车,他用很重的力关上车门。“砰”的一声炸响,似乎是在回应昨天温水瓶落地爆裂的声音。
我站在车门边,欲劝无法劝,欲留不能留。
“四年之痒”,以我们欢欢喜喜同住开始,最终以各自暗伤分开结束。
父亲要坚持将温水瓶放在台面的原因,我要在其后偶然的一次亲身体验之后,才会真正体悟:他不是舍不得水龙头里白白溜掉的冷水,而是丢不下一辈子坚持的习惯;他不是不愿意躬身俯首去地上拿起温水瓶,而是每次躬腰下沉,他都要费很大的神;他不是不心疼烫伤了的儿子,而是不理解儿子为什么会那么固执。
我正当壮年的腰力,误解了父亲垂垂老矣的脊椎。
所谓“战争”,都是相互的误解导致。
屠格尼夫在《父与子》里说的那句话,现在映在了我的心里:“当青春已逝,老年尚未来临之时,这些日子充满了类似希望的悔恨和类似悔恨的希望。”
回望那些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类似希望的悔恨和类似悔恨的希望,便日日交叉盈溢在我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