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

多年前，在读到吴小攀与刘再复的对话录时，我就感到他是一个往深刻里读书的人，不浮光掠影，而是系统地读下去，读遍相关的每个角落，一直把著者逼到角落，无法回答他的追问。他甚至比著者走得还远一些，在意义上追加意义。这好像就是所谓研读，在“别人的热闹里”寂寞，探寻生命感受所能达到的深度、精神领悟所能达到的高度，裨益自己的人生。

给我的感觉，吴小攀很“独立”，在广州这么一个领风气先的地方，他却偏居一隅，读冷书，做冷学问，甘当旁观者，在世俗价值外，寻求终极价值。待读到他的新著《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更印证了我的判断。

这部书，让我体味到，他是把鲁迅读遍了、读透了，剔沥出鲁迅的生命底色和精神维度，彻底弄清了鲁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很自信地大胆取舍——就选取鲁迅1927年在广州的一段经历瞻望和评析他的一生。

虽然是“一节”生活，但颇可代表鲁迅一生的生命进程。因为广州的这一刻，正是新与旧、传统与反传统、革新（命）与反革新（命）融汇、交织，甚至轮回的历史样相，这与鲁迅的生命状况和精神谱系相暗合。

既知就里，吴小攀便有了文体革命的勇气，他与鲁迅灵魂附体，用鲁迅的感受和语气进行诉说，以避免浅俗和隔膜。就变成了心说，既是鲁迅在说，也是吴小攀在说。

心说属于私语，避免大而无当的大话和空话，要有“隐秘”的语气，要有切真的话题。也就是说，要用语态带出生存的心态，用语调带出生命的格调，让人感受到鲁迅心中的冷与热、寂寞与闹热、绝望与希望、晦暗与光亮。

“鲁迅”的切真话题是什么呢？“言语是一个问题，精神是另一个问题，也许我真的不是这里的人，或者不适合。”“这里”是“这世道”的暗喻，“不适合”是与现世“妥协”而不能的精神困境，因为“我”一入世，就遭冷遇、就遭质疑，只有在“旁观者”的出世状态下，才能感受到些许的“安妥”和“温暖”。换言之，只有在“冷观”和“评说”的状态下，才可以存活，才可以强大。

于是，一旦有了旁观者的“言语”（语气、语态、语调），“同道的稀少”便也堪忍受，矜持和孤傲下，“我”的精神悉数登场，冷眼看“人头涌涌，生活得很”。

所以，刚到广州，热情的青年频频来访，“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这热情很使我感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轻轻地推却了。”“轻轻地推却了”，多么传神地呈现出鲁迅的言语习惯，不禁让人会心一笑。他从来都不妄言，而是看准了再说，以求入木三分；他从来都不贸然地挺身而出，而是打堑壕战，以求得致命一击。

冷眼之下，他果然看清了，广州的夜，其实“寂静得很”，“大钟楼前（虽）经常是万人如海，围巾和旗帜齐飞的革命大操场也退让给这真实的夜……只看到南方的蚊虫在灯下翻飞寻觅的舞姿可耗去许多时间。”于是，他哈哈大笑，嗟叹道：“所谓政府，所谓革命，所谓文学，所谓兄弟，所谓母子，所谓夫妻，是一些多么可笑的东西。这里是化外之地。”因此，“前路似乎触手可及？前路并不触手可及。”

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的“洞彻”，既源自他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深刻把握，对国民性的深切认知，也出自他一贯的“盗天火煮自己的肉”的拿来主义，通过开窗引进西方文明的烛照。因为蒙田也说过类似的一句话，他说，亲朋好友，包括妻子、子女是不重要的，是“自我”的负担。这对向内心深处讨日子过的人来说，其实“自我”也是如黑夜一般的境界，即便心无旁骛，也未必有所得，即不能触手可及。

所以，鲁迅虽身处广州，却是站在“大世界”上进行冷观、思考与言说。因此，他的言语，就是他的心态特征，就是他的思维方式，就是他的精神内涵。其核心，是处处审视、处处质疑，一切都是深广的所指，一切都是杂文的锋芒——

“大年初三，天气还是那么好，太长久的好不免令人起疑心，甚至担心接下来会有什么相反的东西。”

“广州的学生和青年都把革命游戏化了，正受着过分的娇宠，使人感觉不到真挚和严肃。在广州，有绝叫，有怒吼，但没有思索；有喜悦，有兴奋，但没有悲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不会有文学。”

“去的时候不免盼望着，走的时候却是像飞一样地回来。”

但，究竟是在广州，而且是有伊人在侧的广州。鲁迅在享受到日常关怀后，怀疑的底色上，终于有了一抹亮色，心中有了松动的情绪。

他思忖道：“中国人总有活下去的办法，可以儒，可以道，可以释，够用了。一个人，可以无所顾忌到连身体都不顾惜，其实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两个人连结，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更是生命的大道，在转瞬间或假以时日，甚至原谅一切不可原谅。”

这让他有了一点从来没有过的清醒——“我之攻击四万万之社会而得以偷生，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然而，我的话如一箭入海（又何以启蒙）”——“如何能完全超出于人间世呢？—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都没有了。”

于是，他不再一味地出世，开始用人间的视角看广州，“广州似乎一直都是这种淡淡的表情，不卑不亢，与我的脾气倒有几分相宜。”这样一来，他的离开广州，就有了一丝暖意，“在路上的向往，然而也开始莫名地感伤，似乎自己又遗弃了自己的一部分在这里。”这很感人，让人感到，他最终还是跟广州这个伤心之地和解了。

于是，由地理到心里，他不再迟疑，勇敢地恋爱了。“她是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的。”

这越来越短促的言语方式，表达了极其坚定的态度，或可以说，标志着“柔软”的力量堪比刀锋，它（她）能让一个心如坚冰的人冰释隔膜而与生活和解。

如此说来，吴小攀的《1927年，我是鲁迅，我在广州》，就有了广州之外的意义——它或许是第一部关于鲁迅的恋爱本纪，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回忆）还原了当事人的情感现场。它或许是第一部关于鲁迅的心态小说，以贴心贴肺的在场方式，呈现鲁迅的生命流变和心灵脉动。它或许是第一部关于鲁迅的“活”的精神评传，以酷肖的动作、语调、脾气和生活细节，传达出鲁迅之所以是鲁迅的精神消息。

总之，它是一部建立在对鲁迅通透阅读之上的，进入其生命内部，而进行“我说”的文本。它戛然独造，惟妙惟肖地以鲁迅的语气评说鲁迅，以鲁迅的血肉塑造鲁迅的灵魂，一如他本来就活着。

（《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吴小攀著，花城出版社，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