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

文史学者屈小强的《三星堆——失落的古蜀文明》，通过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成果和自己的文史素养，尽力还原或重建了三星堆这一5000年华夏文明重要标本的原样图景。

中国近现代学术重要奠基人王国维曾说，中国历史的重建需要“新材料”。王国维所说的新材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的，在所有中华典籍里不曾有的或云烟式的，通过现代考古和研究的甲骨文学和敦煌学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和新学术，把在《春秋（三传）》《尚书》或晋发现的战国时《竹书纪年》等先秦典籍里的华夏3000年历史，上推到距今3500年至5000年。

《三星堆》一开始就引用三星堆现代考古的材料：1986年春暖花开的3月，三星堆发掘考古迎来共和国以来第一次最全面的考古。在这次发掘中，“三星堆和月亮湾方圆6000平方米内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遗址……其16层探方土质，经碳十四测定最早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从碳十四的这一测定，显示出三星堆的年轮，同时昭示出三星堆的研究、推测、认定、还原以及依据现代学理和最新科技手段的重建，有了坚实的年代基础（三星堆8个坑青铜器的碳十四测定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10年）。这为全书随即而展开的历史叙事和古遗址叙事，提供了原点。

全书分为发掘之旅、天门之问、城市之光、食货之作、匠心之构和序章。一般地讲，文明分文明和史前文明，以往认定的文明大约依据3条理由：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出现，青铜器的出现。一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二如中国浙江的良渚城市遗址和埃及的法老建筑，三如土耳其、伊拉克的青铜器。三者在中国同时出现，就是河南殷商的大商邑、甲骨文与后母戊大方鼎。

直到今天，三星堆尚没有发现如甲骨文一样的文字（尽管《三星堆》里已有了图形和符号的记录），再加上三星堆的青铜器与商周青铜器不一样的造型，因此，三星堆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有不同的疑问。

《三星堆》在“天门之问”里作了许多建设性的答疑。尽管玉器可能尚属石器时代，但“玉”于华夏诸族而言，则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三星堆里出土的玉器，有与中原出土的同期玉器相近似的特点，但也有不一样的形态，譬如树纹玉琮、墨玉等。

特别是对太阳轮形器，作者通过对先秦神话如《山海经》等和世界史里的类似话题的比较，提出太阳图腾与太阳崇拜是三星堆文明的重要特质之一。这一特质，反映了蜀地的自然、山川和气候与其他地域的独特性和异质性。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古蜀是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里最为耀眼的一颗西南明星。进而，在逐渐清晰的三星堆文明的演进轨迹上，作者提出与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不一样的古蜀文明。

从《三星堆》一书中可以知道，自上世纪80年代以降，屈小强一直关注三星堆考古的发掘、研究的过程与进展，使这部既具学术品格又呈大众话语的著述，有了亲历在场和学术建树的双重意义和双重价值。

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的发展，一个重要标识是城市。《三星堆》的主体是书的最后3章：城市之光、食货之作、匠心之构。即在对三星堆不断的发掘、认识和研究的平台上，指出三星堆至迟在3500年前，就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城市了。

以城市的面相与年轮入手，从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对比，三星堆应是比成都更早的城市（书中反复论证三星堆是在一冲积平原上筑的城）。有了城市，就有了聚积的人群，或者说聚集的人们创造了城市。两者互为需要、互为因果、互为成就。有了人群便有经济、交通、贸易和文化，文明也由此生长了起来。

《三星堆》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除运用最新的考古材料外，还充分展示作者对中华典籍特别是对蜀地典籍的熟稔度，对这些典籍研读的最新成果。

张骞（公元前164年―公元前114年）凿空西域通道，被视为华夏与外部世界（主要是中国以西的西部）的第一次壮举。张骞出使西域前，邛杖、蜀布就已到达今伊朗、土耳其地区。其中，蜀布是特别值得探讨的一桩历史叙事。“食货之作”一章里，有“西南商道与蜀布之路”专节。此专章论述了三星堆文明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有了与今伊朗、土耳其在内的中亚、小亚细亚地区的商道与文化的联系与交流。

有人质疑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如铜人像）和金器（如金杖），有着西亚甚至古埃及的因子，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外来文明。作者通过对不同文明，特别是通过对西亚—地中海文明的比较，否定了这一说法，但同时认为这并不表明三星堆是一个完全自主或封闭的文明，三星堆文明是一个学习、借鉴了不同文明的开放文明。

作者运用对地下发掘物和已有中外史籍的研究成果，证明三星堆是一个与黄河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既联系又相对独立且与西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古蜀文明，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

《三星堆》还对最具华夏文明特征的玉文化、竹文化、漆文化等作了条分缕析，除对三星堆出土的这些古物的解读外，还将它们与华夏其他地方如中原诸地和长江中下游诸地出土的玉、漆器等联系在一起解读，使古蜀文明更丰赡起来。这便有了华夏文明“满天星斗”起源的重要物证与学术叙事。

屈小强浸淫于古蜀文化、古蜀文明的研究已有多年。书中的一些篇章，作者先以论文刊发，如《世界金属货币之祖——三星堆铜贝》，就是一篇论述三星堆发现的4枚有环铜贝的极专业的文章。文中通过货币的最先材质自然海贝，论述城市的贸易及由贸易带出的商业文明；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自然海贝（四五千枚），与中原及云南等地出土的自然贝的比较，得出同出一源的结论；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贝与中原的晚商铜贝和小亚细亚的琥珀金币比较，做出三星堆铜贝与中原晚商铜贝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的推论。

《三星堆》是一部既具学术性又有大众性的读本，运用流畅的语言与丰富的图片，将读者带到古蜀文明的现场；又通过这一现场，让我们感受到5000年文明的悠久与光芒。从这一角度看，《三星堆》也是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三星堆——失落的古蜀文明》，屈小强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