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斗成

降温了，风往脖颈钻，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前年底的一天傍晚，我正在小河边散步，突然手机铃声响了，远在家乡的舅舅打来电话问：老幺，快点回来哟，我准备在冬至杀年猪。我同舅舅开玩笑说：“这年头，有年猪杀，您老绝对是富豪人家啊。”舅舅晓得我长不大的性格，还是希望我早早回去吃“刨猪汤”。

刹那间，许多记忆霎时鲜活起来……

冬至到，气温更低，苍蝇蚊子绝迹，在川南老家一带，杀年猪被乡亲列上了议事日程，主要是为腌制腊肉，那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年货之一。可惜，去与不去，我还在无比纠结，虽然我渴望回老家走走看看，只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心头多年郁积的阴影一时难以抹掉，何况碰到阴雨绵绵，舅舅说是吃晚饭，我得在乡下住一宿，要是到公路上走几步，肯定一身又是被泥桨搞得脏兮兮的。这时，舅舅又告诉我：“乡村公路安装路灯了，你可以到处散步”。

舅舅绝对不会骗我的，眼前，我仿佛真的走在明亮的公路上，不再跌跌撞撞探索着前行，一盏盏路灯分明点燃了我的归乡之路。

我出生在泸州、宜宾交界一个叫柏林湾的偏僻屋基，尽管是地图无法标注的黑点，却是我关于乡愁最生动、最清淅的地标。年少的记忆里，杀年猪可谓“兴师动众”，一般当作喜事请客，左邻右里、亲朋好友，人缘好的摆上十桌八桌很正常，乡亲们称为吃“刨猪汤”。记得我刚上初中那年，家里杀了头两百来斤的猪，坐了十几桌，没过几天，我放学回到家，见母亲在数晾腌好的腊肉，一声惊呼：“就剩九块肉了，这年咋过哟？”

我嘟囔着：“请那么多人吃饭干啥子？” 母亲呶呶嘴：“这是你该关心的吗，快做作业去，没看见猪圈还有猪吗？”那年底，加上二姐谈了对象，据说杀了三头才勉强过了春节。

经历的次数多了，我对杀年猪的流程掌握得八九不离十了。一般来说，那时乡下闭塞， 父亲提前会翻看黄历，不能犯忌讳，综合考虑后，确定杀年猪的吉日。即使家里人口众多，我上头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还是会叫左邻右舍帮忙。在杀猪匠还没到来之前，往往帮工已经来了。当杀猪匠带着工具赶到，男性帮着到猪圈赶猪，有的拎着猪耳朵，有的在后面拎猪尾巴。几个大男人费尽吃奶的力气，把猪紧紧按在木板后，考验杀猪匠的手艺来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绝对要快、准、狠，一刀毙命。要是二刀、三刀甚至更多，表明主人家的“兆头”不好，但凡出了点不顺或意外的事情，牵扯到复刀环节，乡邻们明里暗里就会责怪屠户的手艺差，那么请他的人就会少了。

年猪停止了“哼哼”，灶房里的一锅水早就沸腾。事不宜迟，男的帮着刨毛、整理大肠等下水，而女性挤在厨房里，开始准备“刨猪汤”。大家围坐在一起，谈谈今年的收成，说说明年的打算，当然对主人家的年猪，肉膘有多好，油又怎样，七嘴八舌也尽量多些恭维。谁不爱听好听的话呢？

“刨猪汤”绝不会借机敛财，大家礼尚往来，所谓的礼物，一袋白糖即可，有的一包盐“略表心意”，相互之间也不会攀比。而菜式全是从“二师兄”身上就地取材，一盘白切瘦肉、一盘肉丝、一份回锅肉、一盘炒猪肝，再加上一些青菜，最不可或缺的是猪血汤。猪血鲜嫩、可口，起锅前放些新鲜的油麦菜叶是绝配，“刨猪汤”因而得名。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平时忙碌，难得聚在一起，杀年猪成了大伙交流、沟通、分享的平台，吃的不只是猪肉，更是安放了乡愁。如果相互间不走动了，恐怕亲戚也只会越来越“冷漠”。

一般而言，吃完“刨猪汤”送走客人，制作腊肉开始登场。 猪肉由杀猪匠割成三五斤不等的小块，准备花椒和葱姜蒜等调味品，与十斤猪肉三两盐搅和在一起，往猪肉上均匀抹，放在木桶或土缸里一层层码好，密封腌渍三天或四天后，取出来用温水洗干净晾晒。水份干了，当年烧柴灶，就挂在灶头的上方，接受烟熏火燎。哪怕颜色金黄金黄了，腊肉也挂在灶房的房梁上，能够保证干燥，较长时间不变质。吃一场取一块，没吃的接着熏，直到吃完为止。看起来黑乎乎的，但吃起来口感最纯正，油而不腻，咬起来特别香脆。

从记忆里拉回，天没亮就去坐公交车，我赶到舅舅家时，舅舅已经叫来左邻右舍帮忙“按猪”。中午，舅舅家摆了五桌，我喝了一杯白酒，头有点昏沉沉的，倒在床铺睡得格外香甜。那晚，我没有回城，而是在舅舅家留宿。山路弯弯变身柏油路面平坦、宽敞，我依然保持了散步的习惯，果然，村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简直是为我量身订做的。乡村公路成了大伙的健身步道，三三两两行走，舅舅陪我走走看看，不时诉说着自己的感受：变化实在太大了。

随着左邻右舍纷纷进城， 留守农村的，由于家庭规模小，特别是百姓餐桌更丰富，喂猪的也越来越少，杀年猪的邻里更少，但舅舅家这一顿热气腾腾的“刨猪汤”，却紧缩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作者简介：

袁斗成，70后，有数千篇时评、散文、小说、诗歌和故事等散见于新华每日电讯报、佛山文艺、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报刊，也多次获得各类征文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