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张斌
2025年1月18日下午，川观文学奖（2023年度）颁奖典礼系列活动之一“天府文艺讲坛”名家讲座开启。本届川观文学奖获奖嘉宾、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作家徐剑受邀开讲第一场。
徐剑以《行走的无限与文学的边界》为题，分享了多年来行走与书写的感悟。在他看来，行走不仅是身体的远行，更是心灵的探索。每一次的行走，都是他对自我、对世界的重新发现。
徐剑在“天府文艺讲坛”开讲。李强 摄
本期《川观书评》特将此演讲稿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在行走中寻找精神原乡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拥有两个原乡：一个是童年的原乡，另一个则是行走的疆域。无论哪个原乡，都能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滋养。
一个作家，不管是天才型的还是生活型的，要不守住自己的家乡写，要不守住自己的远方写。关于行走、远方，贯穿了我的半生。
我出生在云南昆明，16岁时投身军旅，这一走就是44年零1个月。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我写下了近800万字的作品，包括《大国长剑》《东方哈达》《大国重器》《经幡》《天晓1921》《西藏妈妈》等。
多年来，我给自己立下了“三不写”的规矩：自己走不到的地方不写，自己没有听说过的故事不写，自己没有看到的地方不写。正是这种对真实与行走的执着追求，让我在无数次濒临极限的行走中，通过文学作品展现了生命的力量与希望。
受老首长阴法唐先生等人的影响，我将行走的足迹放在青藏高原。我曾24次前往那里，最近的一次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从昆仑山东部走到西部，跨越青海和新疆。为了创作《昆仑山传》，我深入古道、深入村庄、深入荒原，探寻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与细节。
在前往长江源头的格拉丹东，我和友人在雪地中发现了雪豹的足迹。那清晰的脚印，如同朵朵莲花。雪豹在那天可能没有吃的了，就跑到村庄里偷羊。天亮了，看羊人开始出来了，它就向雪山上跑了。此情此景，让我将天上的雪豹和人间的烟火联想在了一起。
在青海的约古宗列曲，我亲眼目睹了黄河源头那小小的池塘。虽然它与我想象中的黄河源头相差甚远，但它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坚韧。“黄河不拒涓流，最终汇聚成浩浩荡荡的大河。”这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
在沱沱河上的雁翅坪，我联想到这个地名的由来：慕生忠老将军当年在修青藏公路时，看到天上的灰头雁飞过，掉了几根羽毛下来，他就起了一个很美的名字：雁翅坪。这属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独有的浪漫主义情怀。
行走的路上有看不尽的美景，关于行走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此。行走青藏高原，让我拥有一种观天下、看中国、看4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变化的视角。
徐剑在克里雅古道采风。（徐剑供图）
在行走中感悟生命意义
我常常问自己：人生为什么要行走？经过这么多年的行走与书写，我似乎有了答案：行走看天下，会带给你一种无尽的感受，会让你与历史、与古人有一种灵魂上的勾连。
在柴达木盆地的茫崖市，我曾随科考队员深入这里的“大地之眼”景观。一片云过来后，我联想到，大唐帝国的遣吐蕃使刘元鼎走过昆仑山的星宿海，那里有无数双“大地之眼”，还有大唐出使古天竺的王玄策也经过那里，这些历史人物早已不在。此刻，一批科考队员深入这里，我有一种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的感觉。瞬间，无尽的沧桑感涌上心头。
在新疆的克里雅古道，我看到了草色连天的草场、牧场，令我慨叹自然的神奇美好。在几十年前，我们有一支队伍（进藏先遣连）从新疆翻山越岭去解放西藏。这条路长达600多公里，开车都得两三天，当初他们骑马翻山，艰难可想而知。
每一次行走，也是一次与大地、与神灵的对话，都是一次对生命意义的深刻领悟。在怒江第一湾的丙中洛，我看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景；在鄂陵湖边、在阿尔金山，我看到成群的藏野驴、魂牵梦绕的野牦牛，生命的野性令我震撼，久久难以忘怀；在长江源头的石头上，点地梅长得很小却很美，那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在青海囊谦县的一个废弃村庄，空地上长满野生的黑枸杞，顽强且坚韧。
行走在青藏高原，我见证了无数的生命奇迹，也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1990年，我第一次踏上高原，从格尔木出发到了西藏日喀则，却因高反昏迷了3天。
然而，这并没有阻挡我对青藏高原的热爱与执着。此后，我多次前往西藏，见证那里的风土人情与自然生态。作为一名作家，我深知行走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在创作中感悟行走的无限
此前行走的生死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因此，我在一次次采访中，不断超越自我，追求极致。
徐剑在采访途中。（徐剑供图）
《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这本书的采访写作，就充满了不断克服艰难险阻的历程。
进藏采访前，受客观因素影响，日程一再迁延。好不容易等到我62岁生日的第二天启程，却一再遇到突发情况。在成都双流机场候机等待飞往西藏昌都的途中，被告知邦达机场突降大雪航班延误。我从早晨6点到等到正午12点，延误，再延误，最终飞往昌都的航班取消。坐在候机室里，我再也按捺不住进藏采访的愿望，决定不再等待，绕道飞往玉树，乘坐汽车前往昌都市贡觉县。
在青藏高原上采访行走，最好少讲话，因为说话越多高原反应就越强烈。可是，我想要了解到农牧民群众更多的喜怒哀乐，就得和他们讲话，这是一个作家必备的工作技能与职责。在写作《金青稞》时，我用了52天跑完19个贫困县，每天坐车行走近400公里，不断地和农牧民群众攀谈采访。在如此情境下，能找到包里剩下的最后一个苹果或得到一罐氧气，我都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
在行走中，我看到青藏高原的壮美与神奇，也看到那里人民的坚韧与善良。在采访写作《西藏妈妈》时，我从昌都市第一儿童福利院开始，经过横断山脉，横穿万里羌塘，在那曲市儿童福利院采访3天；再抵达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的双湖县，重点采访“双集中”试点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此后，一路西行前往阿里，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而行，抵达日喀则，再到拉萨、山南、林芝，一路走了7家地市级儿童福利院，共采访了100多位“妈妈”。
那些阿妈拉、未生娘（未婚女子）不分年龄与民族，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藏妈妈”，或者说“爱心妈妈”。她们将自己与福利院的孩子们紧紧连结在一起，以温暖大爱抚育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她们的情感，如同一条情感的雅鲁藏布江。江有多深，她们的情感就有多深，爱就有多深。
在写作中，我将上述经历与感受融入我的作品中，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青藏高原，了解那里的人民与文化。而关于我的行走，还在继续，我也期待以真实的故事、真挚的情感书写时代，留下这个时代的心灵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