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元鲁

口述史作为记录历史的新体裁，其理论发展及实践应用，近年来方兴未艾，新作品和成果不断问世，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文社科新领域。陶少华的《乌江船工》，在这个领域作了富有新意的探索，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口述史著作。

乌江是长江上游连接渝黔两地的重要支流。在人文研究的视野中，无论是在王朝兴衰、时代变迁的宏观叙事中，还是在个体生活、群体存续的微观视野下，乌江都是一条由边缘地带流向中心区域的河流。

乌江发源于云贵高原的崇山中，全长1000多公里，千回百折之下，在涪陵汇入长江干流。其众多的险滩急流，对航运造成极大的阻碍和危险。流域中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又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对经济的发展和先进文化的输入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乌江流域中生活的人群，在绝大多时间都处于主流文化的视野外。直到明清乃至近现代，官方也仅仅把乌江看作川盐进入贵州的一条水上通道。作为水上航运底层的船工，更是为主流社会所忽视的边缘群体。所以，这一部记录边缘地区江河上的边缘群体集体记忆的专著出版，具有独特的历史和人文价值。

从历史学的发展来看，20世纪前期兴起的年鉴学派史学，融会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把历史的视野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扩展到具体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普通人的生活、习惯与感情的微观叙事在新史学中逐渐成为历史主体。从这个视域来说，边缘地区的边缘人物，往往是传统史学忽视的对象。但对他们的记录与研究，却能以新史学的视角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本书所记录的乌江船工，正是这样的特殊群体。

乌江船工这一边缘群体，由于其成员自身文化水平偏低，又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极少有官方的认同和传世文献的记录。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口述记录的方式还原和收集资料，几乎是能记录这个群体以及他们与社会环境关系的最佳甚至是唯一的途径。陶少华通过10多年的搜集和整理资料，显现口述史在历史人文领域中与众不同的优点。

在口述史资料的收集过程中，选择的对象可以是个体或群体。但口述史成功的关键，在于口述者讲述所亲历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进一步构建群体记忆是否具有独特的价值。

从本书选择的乌江船工群体来看，即使与乌江环境相似的川江和三峡相比，乌江流域环境的复杂性，民族的多样性，生存的挑战性，都远较川江和三峡高，是长江上游具有独特性的人文地域。由此可见，以乌江船工作为口述史选择的对象，是具有相当价值的。

同时，乌江船工口述者由于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年龄偏大，语言表达的重复化、模糊化、情绪化、方言化，与历史叙事的要求相差甚远，采访文本的先天性缺陷十分明显。因此，如何把采访记录由口语化记录转化为规范化文本，也是考验口述史作者的功力。在这方面，《乌江船工》一书的采访与写作过程，可以成为对民族地区口述史采访文本编辑和撰写的重要成果。

乌江船工的口述史，是不可复现的历史记录。由于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以木船为载体的乌江传统航运，到20世纪80年代已基本由机动船舶所取代，依托于木船航运的纤夫、水手、工匠，或改行其他职业，或陆续告老退休，那一代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现仍在世可成为口述者的船工，经作者多次寻访，也仅有40多人，较其全盛时期的7000多名船工，可谓是九牛一毛。而且大多数人已是古稀高龄，许多个人记忆已逐渐淡化甚至消失。所以，作者的采访记录对这个特殊群体而言，具有抢救史料的性质。否则，乌江船工的生活，可能会永远湮没于历史长河中。

对小群体、大社会的分析，是《乌江船工》一书的重要特点。

乌江源远流长，船工与乌江流域的多个民族，如苗族、土家族等不可避免地产生密切的交往甚至共事，尤其是在民俗和婚姻方面，互相影响、融合。所以，本书无疑也是以船工为主线，以亲历交往为线索的乌江民族交往融合史。同时，乌江船工虽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不可避免地与更大的社会环境关联。乌江船工并非一个密切的整体，其内部结构是松散的，这样的特殊性与联系性，使本书成为特定群体日常生活与历史地域环境互动的研究。

20世纪以来剧烈的时代变化与不断的技术进步，对乌江船工的影响极大。作为乌江水上交通方式的承载群体，上世纪50年代后的船舶国有和集体化改造与船工身份的变化，以及乌江航道的整治，机动船逐步取代木船的技术进步，都对这一群体产生重大影响。正如同一时代的城市中黄包车夫、人力三轮车夫被淘汰相似，乌江船工的生活变迁与逐渐淘汰是渐变式的。虽然并未因时代的变化出现鲜明的拐点，但生活的艰辛与生存环境的艰苦，共同构成了乌江船工集体叙事的主题。所以，本书的采访与论述，也是社会特殊群体如何因外部环境变化而逐渐改变乃至消失的独特记录。

由于口述史所依据的史料来自被采访者的口述，存在记忆的误差、缺失和个人情绪的随意性，所以对群体口述史的撰写，就存在由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转化的过程：对采访的口述内容，要通过史学的理性逻辑，作重新编排、组合并且进行归纳、整理与提升。把口述者叙事的随意性和情绪性，通过写作转化为条理性和逻辑性。同时，把口述者的个人叙事向群体性的叙事转化，再由群体的叙事向历史的宏观视域转化，更是决定作者研究水平高下的关键。

在这方面，本书从乌江船工的个体叙事到群体记忆，反映出由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时代变迁，近20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以及地域经验，无疑在叙事的转化和理论的建构方面都作了努力，所以是值得推荐的。

（《乌江船工》，陶少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