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艺创作生产是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推动我国文艺事业从“高原”跃上“高峰”的重要举措。主题文艺创作作为捕捉时代脉搏、反映社会发展、描写人民生活、体现民族精神、传递真善美的重要艺术创作形式，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呈现出新的气象和变化。同时要清晰地看到，当前主题文艺创作依然存在题材扎堆、形式趋同、表达模式化等突出问题，部分创作者热衷于堆技术、堆舞美而忽视剧本，热衷于改编而忽视原创，热衷于“帽子”“奖项”而忽视创作过程和作品本身，既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也难以承载新时代文艺精品应有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为了深入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引导文艺创作者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主题文艺精品力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策划“艺见”系列专题，特邀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创作如何打造精品”撰写系列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本组稿件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5年4月16日第5-7版
回到艺术 努力攀登主题创作新高峰
杜学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近年来，文艺创作表现出十分活跃的态势。首先是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样式。一些已有的样式也由于技术的进步在艺术表现力方面出现了新气象。如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长安三万里》等。其次是创作手法进一步丰富。在注重传统手法的同时，借鉴现代手法，特别是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使形象的立体感、厚重度得到了强化。如小说《千里江山图》《本巴》《雪山大地》等，戏剧《五星出东方》《远方的拉萨河》《右玉》等，电影《长津湖》《我们一起摇太阳》等，电视剧《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我的阿勒泰》《繁花》等，都有新的探索。再次是艺术的想象力得到强化。由繁而简，由简而繁，虚实相间，内外相融，强调表达现实精神的“非现实”性，注重想象力对作品结构与表达的意义，表现出中国文艺的新境界。
在众多的作品当中，有一类可归之为“主题创作”，就是在题材选择当中有意或无意地与当下社会关注的重要现象紧密结合起来，具有比较突出的现实意味。如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创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生态文明建设的创作，以及重点工程、重大事件的创作等等。这一类作品的数量比较大，参与者比较多，是中国文艺发展进步的重要方阵，表现出强烈的现实精神与艺术责任感。但是，也存在若干需要改进的问题。大致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回归于艺术。
一般来说，这类作品与现实联系比较密切，容易获得地方机构的重视。但是一些决策者也好，创作者也好，往往拘泥于具体表现本地的某一工作成效，或者宣传本地的某种文化特色，意识不到文艺创作的特殊性，习惯于从本地工作成效出发，强调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真实的过程，忽略或漠视艺术创作需要的虚构、想象、典型化、抒情化，把艺术创作等同于新闻报道、工作总结，弱化或损害了作品的感染力。
就创作者而言，也存在着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片面强调“艺术性”，忽略或漠视有关题材最具现实意义与文化品格的内容；在艺术虚构上与现实生活距离过远，把真实的事情表现得不可信、不真实；在表现手法上看似创新却落入窠臼，注重外在附属形态的使用，如繁杂的舞美、技术至上，不注重内在精神世界的揭示。一些艺术家对别人的意见、建议呈抵触之态，不能正确地考虑、吸纳。这些看似“艺术”的行为恰恰违背了艺术的本质，走向了另一种片面。
主题创作在现实中有很多成功的范例。如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表现大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建立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交通线，以掩护中央机关的战略转移。按照一般的写法，应该是交代清楚任务，强调其重要性，以及完成转移的光荣感。但作者却另辟蹊径，“异想天开”，设计了一个“不知道”的结构模式——不知道谁是参与这一工作的同志，不知道谁是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不知道要转移谁，也不知道要转移到什么地方，如何转移。这么多的“不知道”虽然也符合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但对叙述而言却是巨大的挑战——正是在这诸多的“不知道”中小说显得扑朔迷离，表现出更多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应该说，《千里江山图》在小说的结构与叙事方面有突出的创新，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表现手法。也正是由此提升了中国小说的艺术品格。
孙甘露著《千里江山图》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创作是从现实中的概念出发，还是从生活中的形象出发？这对主题创作而言是极为关键的。文艺创作肯定不能脱离现实，应该有现实精神、现实意义。但在表现现实的时候，是表现现实中抽象的概念还是塑造现实中生动的形象？这是完全不同的。从概念出发就要证明并得出明确的结论。其思维方式是以逻辑论证为主的。作者将努力罗列事实以证明概念的正确性。而从形象出发则是以刻画人物为出发点。其思维方式是以情感感悟为主的。作者将通过描写人物的性格与细节、心理，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情感状态来触动欣赏者，让欣赏者在人物具体的、富有个性意义的行为中接受某种价值的影响。这种表现很可能并没有直接点明结论，却会使欣赏者领悟其中的价值选择。这二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从形象出发，最重要的是要从人物的性格出发，以塑造出个性鲜明、活色生香的典型形象。诸如《跨过鸭绿江》这样的作品，仅仅会编故事是不行的，还需要有战争状态的感觉，需要对战争发生及其结果整个过程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战争发生地人文地理与历史现实的深入了解与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塑造性格不同的人物形象。如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与“联合国军”总指挥李奇微就是非常不同的两个人物。编导在揭示二者个性的差异之中表现出了历史的必然性。
在很多情况下，为了赶节点，完成任务，创作者虽然也做了点采风的工作，但基本上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没有深入的体验。有的连基本情况都没有弄清楚，更不用说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现实状态、民俗风情、人物个性的体察了。这自然就是隔着靴子挠痒痒，抓不到痒处，是一种似是而非、知而不察的了解。写脱贫攻坚，却不知道第一书记是什么意思，什么职责；写地下工作，却不了解地下工作者的生活细节；写重点工程，却不知道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不知道其中的技术细节。事情说完了，仿佛听了一场语焉不详的报告。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文艺创作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达，同时也是一种“学识”表达。这种所谓的“学识”就是要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对描写对象的“认知”——把“学”转化为“识”，并进行形象性的描写，完成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思想呈现。如果《红楼梦》没有描写贾府中人怎么吃饭，怎么过节，怎么看病，怎么交往，《红楼梦》也就不存在了。套用鲁迅先生的说法，在《红楼梦》里，医生可以知道看病的药方，厨师可以知道做菜的菜单，民俗家能够发现民情，而社会活动家会在书中研究出当时的人伦现象与社会演变。正是这些看似与“主题”关系不大的东西使作品的文化品格得到了提升，亦使作品的吸引力得到了增强。而作品中的价值倾向也在这样的描写中不知不觉地表现了出来。所以，要写好作品必须深入地了解与“主题”相关的林林总总——大到历史背景、政策决策，小到衣着饮食、举手投足，都要烂熟于心，了如指掌，才能运用自如，恰到好处。
戏曲现代戏主题创作的三重困境与破局路径
沈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主题创作作为文艺创作的重要形态，本质是以艺术手段回应时代命题。当下戏曲现代戏主题创作却陷入“异化”的怪圈，“三重困境”使其步履维艰。
第一重困境：因主题窄化造成对艺术规律的背离
主题创作的最大困境就是对“主题创作”的误读与窄化。部分创作者将“主题”等同于“政治正确”，将“主题”窄化为政策图解，以“正确性”掩盖艺术表达的贫瘠。如大量的扶贫题材剧目将基层干部的奋斗简化为个人的“开挂式逆袭”，回避贫困群体的生存困境，最终沦为“政策说明书”；有的戏架空现实，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反派阻挠—主角逆袭”爽文套路；有的戏将英雄模范塑造成没有亲情、友情与爱情，一心只有事业、毫无瑕疵的“完人”，完全失去“跳一跳够得着”的榜样作用；青年(或曾经的退伍军人)回乡创业，与老村长或父母(或发小)产生矛盾，最后创业成功的套路几乎是当下新农村题材的“标配”……戏曲现代戏本可成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实现传统艺术现代化的先锋阵地，却因对“主题正确”的过度迎合，陷入“上下左右均不讨巧”的怪圈。更甚者，部分创作单位与团队将“主题正确”视为“护身符”，对批评声以“主流价值观”为由进行压制，从而加剧了观众对主题创作的误读与疏离。这种“自我设限”的创作心态，本质上是将主题窄化为一种单向度的宣传工具。这背后反映出的既是创作主体的“急功近利”，也暴露了创作者创作能力的退化、对现实矛盾的逃避与艺术想象力的匮乏。
戏曲现代戏的题材困境，本质是艺术规律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作为艺术家要摒弃“工具人”思维，要让主题创作回归“人学”本质，要充分体现艺术创作作为复杂创造性精神劳动的特质，强化其从无到有、唯一而无其他的基本品格。
文艺创作是文艺家个体对生活、社会有深刻的感知后，借助自己熟悉的艺术语言的“有感而发”，是一种“不吐不快”的个性化表达。需打破创作中的“唯题材论”，构建主创真正的“体验生活”机制，强化艺术的个性化表达，完善投排剧本“专家审核”、参赛剧本“提升打磨”机制，利用大数据建设题材库与同类题材剧本库，提高优秀剧本价格，大胆起用与培养青年编剧；建立“创作追溯责任制”，建立艺术家专业档案。
第二重困境：因评价体系失衡引发的价值错位
全国每年创作的戏曲剧目在500部左右，而现代戏的占比超过60%，2023年新创的527部剧目中现代戏就达346部。每年都会有很多现代戏获奖。但是，不管在农村的舞台还是在都市的剧场中几乎都难以找到这些戏的身影，偶有演出也往往是为了满足基金或者评奖场次而做的“贴钱赠票”之举，有票房盈利的现代戏几近绝迹，大多数都是“花钱买吆喝”或者“贴钱做政绩”。很多围绕重大时间节点与地域历史文化题材的主题创作，往往是地方政府部门出题目，然后全国招聘高手“承包”或“组队创作”。很多作品都是凭借地方提供的材料而完成“拼装”。但是，因为其符合“主旋律”框架又是地方政府主抓，专家也因其“主题正确”而大力推介。在“功利性”的驱使下，在“获奖”得“政绩”的诱惑下，市场、观众与艺术便被“无视”了。
当专家评审与观众口碑形成两套话语体系，当奖项成为创作的终极目标而非艺术价值的自然延伸，当市场不再是衡量其价值的指标之一，当专家评委也被“主题正确论”绑架，当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异化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时，戏曲现代戏就从创作与市场的割裂上升到了因评价体系失衡而导致的价值判断“错位”。
“任务式创作”将艺术规律让位于政绩指标，最终既浪费公共资源，又生产大量“泡沫”，不可取；将“思想性”与“市场性”对立，忽视了戏曲作为大众艺术的根本属性，不可取；文艺评价机制过度依赖专家评审和奖项导向，忽视观众反馈与市场检验，也不可取；一味地迎合观众，拿市场票房说话，成为金钱的奴隶，更不可取。重塑评价体系是破局关键。要从“专家垄断”走向“多元共治”。完善评审专家人员结构，组建由行业专家、市场专家与观众代表三方组成的评委库；完善评审办法，让跨地区、跨领域评审成为常态；完善评价体系，建构“评审权、演出权、资助权”分离制衡机制；建立第三方评审委员会，制定评审量化指标，将票房、演出场次、市场反馈与社交媒体热度(影响力)纳入评奖指标，突出艺术性、思想性、市场性、可持续性与可赋能性，打破政绩导向的闭环生态。
第三重困境：因内容贫乏而求助舞台技术的本末倒置
大量的“命题作文”与“急就章”式的写作，让戏曲现代戏套路化表达与概念化讲述成为常态。为在内容的“千篇一律”中找到“新意”与“创新点”，舞台技术成了遮羞布。一些现代戏热衷于斥巨资打造VR舞台与AI互动的“创新”，大量剧目依赖数控升降台、全息投影、LED屏、大转盘等“技术套餐”支撑演出，舞台沦为“伪创新”的赛场和比拼资金的“科技展销会”。
中国戏曲的时空观是诉诸主观的时空观，它弱化了物的因素，强调了人的存在。简约、空旷的舞台，在发挥戏曲诗性的同时，更凸显了戏曲“以演员表演艺术为中心”这一最为核心的特征。事实上，技术堆砌非但未能弥补内容缺陷，反而因成本高昂加剧了资源浪费，这种本末倒置的创作逻辑，不仅消解了戏曲的审美内核，把演员当成了舞台科技的“活体道具”，而且观众通过联想与想象的再创造也被无情剥夺。戏曲现代戏成为了这场“技术竞赛”的最大牺牲品。
黑格尔说：“艺术愈不受物质的束缚，愈现出心灵的活动，也就愈自由，愈高级。”艺术的“减法”往往比“加法”更具挑战性。一方面要给技术加持设门槛，如限制舞美的投入占比，规范技术的增益效果，设定展演剧目装台时间等，防止技术僭越艺术本体价值。另一方面要鼓励戏曲“断舍离”，以空灵舞台再现“描景抒情写人浑然一体”的表演特质。同时尝试设立“艺术科技实验室”等，推动戏曲艺术家与工程师的深度协作。戏曲用六百年证明，好艺术能消化所有新技术，从当年的火把照明到现在的全息投影，只要骨头里的审美不丢，皮囊越新越带劲。
获文华表演奖、“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评剧《母亲》以情点燃民族魂
戏曲现代戏的破局，本质是艺术规律对功利主义的宣战。当创作者撕下“主题正确”的标签，当奖项打破“圈内自嗨”的幻觉，当技术回归艺术的“仆人”，戏曲方能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容器。现代戏才能从“政策任务”蜕变为“时代经典”，在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中，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戏曲史诗。
获“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越剧《钱塘里》展现现实生活的多面性
“主”是根脉 “题”向时代
衡正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汉字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相当多读音相同但字形不同的字，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意思。例如考和老、才和材、复和覆、元和原等。而我们所说的主题文艺创作，其中的“主”和“题”也有类似的情况，这里的“主”可以理解为“祖”，是根本、主导、原初、基本的意思，而“题”由其原意“额头”引申为开端、提前、命名、体悟的意思，如此参照对比，更能深入“主题”原初的含义和作用，表达“主题创作”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由此观之，主题文艺创作，作为捕捉时代脉搏、反映社会发展、描写人民生活、体现民族精神、传递真善美的重要艺术创作形式，“主”应当是落实在“体现民族精神、传递真善美”上，而“题”应当是代表前者，是对当下时代的艺术表达，也是我们文艺创作的落脚点、出发点。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文艺精品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批批红色题材、农村题材、传统题材、反腐题材的主题精品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如影视作品《长津湖》《战狼》《觉醒年代》《人世间》《人民的名义》，舞蹈作品《红楼梦》《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赵氏孤儿》等。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主题文艺精品创作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还远远没有达到满足人民对文艺发展的需要，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有“高原”却无“高峰”的现象。如文艺创作题材扎堆、同质化严重，形式趋同、表达模式化，堆技术、堆舞美、忽视剧本，热衷于改编、依赖IP、忽视原创等。特别是创作环境混乱、主体核心价值模糊，主办方没有起到引领示范作用、面对混乱的现象没有很好的办法，艺术创作在华美、精致、热闹的背后很难看出思想的深度和优秀民族精神的呈现。如书画界在多元、热闹、繁荣中缺少主流价值的引领和指导；舞蹈界过度重视服装、灯光、舞台、音响等外在效果，缺乏内在的思想深度和审美精神的提升；剧本乃一剧之本，一些优秀的作品很多是传统题材改编，原创作品很少，当代题材的文艺作品显得简单、平庸，思想内涵严重不足。
那么，如何能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主题文艺精品力作呢？我认为应该狠狠地抓住“主”和“题”这两个字。一要抓民族文化精神根脉的挖掘、保护和运用，二要真正地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深刻地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
主题文艺精品创作要从民族文化中生长出来，而不是东拉西扯地拼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因此，我们的文艺创作特别是精品创作不管如何地创新、如何地有新意，必须要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生长出来，要留住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根脉，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脉。我们不排除文艺创作应该吸收、运用现代美学思想，但不能以西方的美学标准评判我们的艺术创作，否则其创新和创作的意义就无从谈起。就拿写意性来说，这是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是中国艺术最本质的特征，是被几千年历史所证实的优秀文化精神，是对世界艺术的最大贡献之一，目前我们的文艺创作要么对写意精神肤浅化，要么就根本地丢弃。前段时间著名画家靳尚谊先生在一次美术活动中就大声疾呼：怎么都是工笔，写意呢？大写意没有，小写意也没有，国画是完了吗？绘画如此，书法也是一样，一些获奖作品要么落于制作、一味夸张变形，要么则是炫技，真正的中国书法的诗兴精神很难看到。
要让我们的艺术真正地具有民族性，就必须深刻地挖掘传统的美学思想对中和、虚实、空无等独特的中华美学思想，进行甄别、继承并运用。如，中华文化审美中线性的美学思想，一定不是简单的线的叙事方式和展现形式，它就是线的本身；传统审美的造虚，不是有和没有的对立和比较，而是虚实相间，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计白当黑，实和虚始终保持着一种相互包容、相互转换的状态。甚至其着眼点是在有限的实体下，去表现更广阔的“言外之物”“弦外之音”的虚；传统的写意，不是“逸笔草草”，不是简单的抽象、粗糙，它是建立在传统儒释道思想，特别是禅、道思想下的一种对具体物象的超越，是对现象和时间背后的揭示；传统的崇古、含蓄等审美思想，更是中国艺术“局部都具有审美价值”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的厚重与悠长。中国有着数千年深厚的传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百年来，传统的裂痕、断层，应该让我们警醒，是时候思考如何补上这堂课了！惟此才能谈得上去创新、运用和实践，也才能创造出具有优秀民族精神又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精品力作。
主题文艺精品创作要贴近时代、贴近社会，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当代老百姓的生活。主题创作的“题”可以理解为文艺家必须贴近社会、体悟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体会广大人民群众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而不是简单地、粗俗地脱离实际，在书斋中臆测。很多影视作品罔顾事实、罔顾史实、罔顾常识，对观众极不负责。我们的美术作品也是如此，很多重要展览作品整齐划一、缺少丰富的表现形式，构图雷同、塞满画面，工匠制作、不见意蕴等等，这些既不符合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也未能反映出多姿多彩、生动活泼的社会现实。当代社会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不仅生活形态丰富多彩、千变万化，而且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嬗变也非常深刻，正是文艺创作的最好时机。我们只有深入生活，真正挖掘生活背后的思想内涵，才能创作出主题鲜明、形式精美、情感真实、思想精深的优秀文艺作品。
柳青定居陕西14年，深入观察与亲身体验农民生产生活，最终创作出《创业史》这部经典农村题材文艺作品
此外，也应该看到，文艺评论对主题文艺精品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文艺评论家在讴歌时代、弘扬真善美的同时，要拿起批评的武器，不要怕得罪人，不要囿于小我，要敢于对不良现象提出批评，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为主题文艺精品创作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创作环境。
今天，中国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要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丢掉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要深入挖掘、保护和认真地反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在文艺创作特别是主题文艺精品创作中，既要有丰富的现代艺术形式的表达，又要有优秀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载入史册的主题文艺精品，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主题创作不应忽略艺术创造的想象性
尚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委会委员
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主题。主题本无大小，但约定俗成的是把表现历史与现实的作为重大主题，其余均被视作一般性主题。显然，一般性主题表现较为自由，也易个性张扬；而重大主题因涉及历史或现实内容，在艺术表现上会受到一定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艺术创造性的束缚，相反，只有充分激发艺术创造的想象性、充分发挥艺术表现力，甚至强化艺术个性，才能使重大主题创作突破历史与现实的限度而成为艺术之作。
自2005年第一个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实施以来，由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实施的美术创作工程、创作项目不下10多项，由此也促成了一些地方美术创作工程的兴盛。这些创作工程或项目确定的选题，不是美术家根据自己兴趣自选的创作题材，而是由历史学者编制的有关中华文明史、中共党史以及各地革命斗争与建设的题材目录，然后再开展创作者层面的选题招标或选题委约。不言而喻，这些选题具有命题创作的属性，而艺术家未必熟悉这些选题内容，却要在选题设定的内容范畴里进行规定性的创作。工程实施推进过程中，一般由史学家、艺术家和美术理论家组成的专家组进行跟进和督导。历史真实重要，还是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发挥艺术创造的能动性重要，在创作推进中常发生争论和争议。
创作工程作品的验收最直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毋庸讳言，经工程或项目验收所产出的众多作品，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量的精品佳作总不如期待的多。那些虽通过验收，但不是造型有缺陷，就是缺乏巧思的作品也总占多数。那些作品看似符合选题内容的要求，但让人总觉得缺了艺术感染力。强调历史真实没有错，但历史真实不应是生硬的照片形象拼贴，更不该是多场景搬移的P图。以真实的名义束缚了创作的手脚，以文本说明作为创作的背书，这样的主题创作怎么能发挥艺术的创造性？许多作品从构思阶段就被捆住了创作思维，错把题材目录的选题说明当作完成作品的主题。这些作品常常为了表达选题字面意思而成为内容空洞的图解。把选题当画题，还导致了作品常因缺乏画龙点睛的题目，而暴露出作者人文修养不足的短板。
作为历史画的主题创作，主题来自对历史真实的锤炼。任何对客观历史的描写都未必能够形成因再现了这个历史场景而可能被忽略了的主题提炼，何况很多主题画面只能算作历史场景的碎片。从这个角度讲，曾经的新闻摄影，只能是历史第一现场的某一瞬间，而要把这一历史瞬间升华为艺术性的历史画，则不能离开作者的主体意识——对历史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历史的判断，这便形成了历史画之中的主题性。因而，在这些历史画创作中，艺术家必须在历史学家提供的文字提示基础上，做更加扎实的历史研究功课，艺术家甚至比历史学家还要深入到某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他既要深入其里，寻找所有的可视历史物料——从人物形体、面孔、表情到服装、环境和道具，又要加深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更加深层的人文理解，形成自己对历史对象的认知与判断。虽然，许多历史是通识，但只有在这个深入过程中，才能逐渐形成自己对历史对象的形象化理解，尤其是不断增进自己对这个历史对象的情感积淀。就像当年周思聪创作《人民和总理》那样，画面上的题词：“俺们舍不得总理走。他说：‘重建家园后再来看你们。’如今灾区变成了新村，俺们大伙等啊盼啊，就盼着那一天……”这段题记也可看作是艺术家创作此画的深情寄寓。作者为百姓的这段话而感动，画作里也无不充满了这句悲伤的话语体现出的敬爱情感，笔墨的沉重正是这情感的转化与放大。可见，所有的历史细节如果不能被精神情感所调动，那么，创作只能沦为无情感冲动的制作，更谈不上深刻发掘了。
深入历史研究，还要探寻符合历史情境的表现视角，在此过程中不断形成富有画面感的构思。当下许多主题创作之所以缺乏构思的新意，在许多情形下，是被项目文字表述限制住了想象。比如，这些工程项目中，要求表现会议或会议决策的选题不在少数。但会议题材仅仅局限在会议本身的再现上吗？可否把某个会议决策的呈现，转换为会议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如转化成对某个富有生活质感的情节或富有感染力的现实场景的呈现呢？即便是正面描写会议，也不应只能像新闻摄影那样选择“决定性瞬间”，而应当对会议进行戏剧性的人物编剧。在此，调动或充分发挥艺术创造的想象力，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比如，“遵义会议”这个选题，彭彬、刘向平的作品都富有想象性地把与会人员放在会址二楼的过道上。刘向平的作品还通过会间休息的生动描写，反衬这个决定了红军命运的会议是如此的凝重。这两幅画面的会外场景描写，都是画家艺术想象的虚构，甚至两幅作品还隐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视点。就正面描写而言，人们印象最深的无疑是沈尧伊创作的《遵义会议》。此作看似描写会议场景，但绝不是真实会议的再现，而是以会址现场为背景进行绘画独特的艺术再现——群体肖像创作。如果说，这幅画作最富有历史的真实质感，是因为作者半生为创作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而多次重走长征路，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视觉素材，而使画面上的每个历史人物都符合他们特定的身份形象，甚至主席抽烟的动作及烟盒商标的细节。这幅画作的主题，还通过人物排列的中心与非中心、表情与情态、人物性格与体态造型，以及墙壁上的马克思像与窗外黑沉的夜色等设计，暗示遵义会议作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所表达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这一深层寓意。
沈尧伊 遵义会议 布面油彩 300cm×600cm 2006 中国美术馆藏
或许，“遵义会议”这一历史题材没有留下多少图像素材，反而倒逼画家去充分调动艺术创造的想象性来弥补。摄影、影像对当代史的记录无处不在，看似给艺术创作提供了便利，却反倒让作者追踪现成图像、拼贴图像，成了摄影图像或AI数字软件的俘虏，艺术创造的想象力被严重挤压排斥掉了。新时代主题创作的选题编目，不乏较多的重大会议及决策，不乏重大事件与英模人物，不乏重大科技成果问世，但表现这些题材的主题创作反而缺少了绘画、雕塑的艺术性建构，缺少了艺术家主体性的主题发掘，甚至远没有纪实摄影对历史瞬间刻录的那份原初的朴素。有的作者曾悄悄地询问笔者，他对这些自己的创作没有底气，甚至觉得他的画就是摄影的放大或摄影AI图像再生，主题性绘画的意义似乎在图像时代已没有多少艺术价值。的确，如果没有画面感的构思，没有绘画、雕塑因不同材质、技巧和历史沉淀的艺术语言所形成的造型形象魅力，没有作者自己对历史与现实深刻的人文理解并由此形成带着情感的释读与判断的话，那么，这些主题创作只能是二流、三流的摄影图像了。主题创作在当代必须接受多种机械或数字图像生成的挑战。虽被图像包围，却要勇于并能够破其所束。许多作者深入生活是带着摄影器材去的，镜头替代了他们肉眼的形象感知力，更替代了他们通过画笔去传递和勾画心之所悟的形象。他们的创作已沦为电脑编程的图像合成，似乎AI完全能够替代他们所感知的形象。一个画家丢掉了画笔，就像战士丢掉了武器。其实，艺术创造的想象性，对画家而言，就是他笔下的想象力。艺术家所有的主体形象重建，都需借助于自己所擅长的媒介或语言来实现，犹如作曲家的旋律、声乐家的歌喉、舞蹈家的身形。绘画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不能用摄影去替代，一个很重要的艺术感染力是源自画笔完成的艺术想象造型。在那些看似真实的所谓再现性绘画上，无不是艺术家对现实形象的主观再造，无不是符合美的原理的想象性建构。就此而言，主题创作的历史真实只有通过艺术想象性的创造，才能跨越真实与图像的限度，真正实现艺术的升华。
主题文艺精品创作需要自我超越
薛晋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视听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我们要准确理解论述的深刻内涵，将主题文艺创作的方法论和目标论紧密结合在一起，以高水平主题创作引领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主题文艺创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能够准确捕捉时代脉搏和社会主潮，深刻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成就，而且在建构新时代审美理想、促进社会文化繁荣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了一批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品力作。然而，主题文艺精品创作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同样不可回避，有的重技术轻艺术，有的重市场轻立场、有的重奖杯轻口碑等等，主题文艺精品创作同样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和突围的使命。
当前主题文艺精品创作的成长烦恼
一是表现题材和表达形式忌讳画地为牢。部分创作者对主题创作的“题材”缺乏正确认识，误以为宏大题材就是主题创作的标配，误以为政策题材就是主题创作的专利，误以为政治正确就是主题创作的保险柜，对“题材”的开拓力度有限，不敢尝试新的题材领域，不愿在题材和表现形式方面进行深度探索，求稳心理占据上风，创新意识退居二线，跟风蹭热度心理至上，拓荒精神恍若雾里看花。一种题材爆火之后，一批创作者蜂拥而上，制造了一堆大同小异的复制品，就连表现形式、表现手法和表现技巧都似曾相识，技术狂欢的盛宴随处可见，只能给人留下低水平重复的不良印象。
二是故事人物和主题思想不可雾里看花。一些主题文艺在创作的基本要求、基本美学和基本原则方面经不住推敲，在守正创新方面有些误入歧途，文艺创作的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三要素存在边缘化的倾向，就连基本的人物塑造和故事完整度都不尽如人意，出现了故事贫血、人物干瘪和内涵肤浅的病灶。有的不注重人物塑造，人物形象缺乏生活原型和艺术加工，观众记得住和传得开的人物形象极为稀少，有的不重视故事情节的创意和打磨，热衷技术炫酷，不是抄近路进行模仿克隆，就是张冠李戴进行穿越混搭，观众如同进入迷宫不知所以然，有的在主题思想方面玩起了蜻蜓点水和小猫钓鱼的游戏，观众看得索然无味，只能拂袖而去。
三是心态浮躁和虚火旺盛的问题亟待根治。我们经常说文艺创作应该是慢工出细活，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出足以穿越时空隧道的精品力作。然而，一些人由于心态浮躁，没有将主要精力和心思用在艺术创作方面，而是挖空心思琢磨获奖的路径和捷径，刻意揣摩主管部门和主管领导的想法，认为投其所好就能获得奖杯，没有将人民装在心里，而是将奖杯捧在最高处，有的将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艺术成功的标尺，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忘记了主题文艺创作依靠谁和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可见，在创作的方法、立场和价值方面出现了较大偏差。
当前主题文艺精品创作的突围之路
首先，文艺精品是生活和大地上结出的硕果。主题文艺创作不能将艺术语言简化为政策语言，艺术来源于生活的规律不能轻易违背，精品源于生活的铁律不能随意打破，深入生活不能只喊口号不行动，需要脑力、脚力和眼力齐头并进，用心、用情和用力一样都不能少，任何投机取巧和弄虚作假都是与精品创作背道而驰。例如，电视剧《人世间》《觉醒年代》《山海情》皆是主题文艺精品创作的典范之作，它们从生活和人民中走来，最后又走入人民和生活之中，无论是人物和故事，还是主题和审美都是从生活和大地中生长出来的，是自然而然和水到渠成的结果，不是胡编乱造的拼盘嫁接，观众从骨子里认同和尊崇这样的主题创作。由此可见，生活远比艺术更精彩，生活远比概念更丰富，生活远比典型更深广，我们应该时刻牢记文艺来自谁和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人民群众的喜欢和认同才是精品创作的强大动力，创作者唯有深入生活与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敏锐捕捉典型人物和人性光辉，精准把握时代情绪和社会脉搏，从而创作出经得住社会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
其次，文艺精品是务本开新和守正创新的结晶。主题文艺创作不等于宏大题材和宏大叙事，小题材和微观叙事同样可以表现大主题和大时代，远一点的如《马路天使》，近一点的如《我的阿勒泰》，同样能够收到四两拨千斤的艺术效果、实现丰盈的审美理想。主题创作包括规定动作，也可以有自选动作。主题创作的表达形式不全是大明星、大制作的宏大制作，群众演员、小成本制作同样能够出精品。这些作品的演员大都名不见经传，制作成本也是捉襟见肘，表现手法都非常真实朴素接地气，但是不影响它们表达时代主题、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这些作品尤为注重细节刻画和人物塑造，注重情节打磨和创新表达，守住了故事、人物和主题的根本，这是文艺创作的务本之举，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过分要求，为主题创作做出了榜样和示范作用。同样，主题创作不等于歌功颂德和高大全，对人物命运和人性光辉的书写尤为重要，通过小人物去彰显大时代、借助小切口去洞察大历史，应该是主题创作的主流和主脉，而非扎堆去挖掘大题材、表现大概念和赞美大情怀。
第三，文艺精品应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奖杯为中心。我们今天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际上为主题文艺创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告诫广大文艺家文艺来自人民，最终要为人民服务，文艺的叙事主体和表现主体只能是人民群众，文艺服务和引领的主体也是人民大众，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要求。主题文艺创作不能过度看重奖杯，奖杯只是对作品阶段性成果的肯定，并非拿到奖杯作品就能载入史册辉耀千古，真正的奖杯是历代人民群众的口碑铸就的，这也是能够穿越时空的历史性奖杯。回望历史，左翼电影的创作者既淡泊名利，又充满忧患意识，他们创作的《狂流》《风云儿女》《渔光曲》是当时主题创作的优秀代表，然而，他们并非冲着奖杯和奖金而去，一代又一代的观众用口碑为他们送上了至高无上的奖杯。由此看去，文艺家在主题创作中需要提升心性修为，能够紧盯山巅并耐住寂寞，不为浮名所累、不被世俗所扰、不为孔方兄所困，破除数字崇拜，唯有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期盼、装着时代嘱托、装着历史责任，方能创作出文艺精品。因为，好的文艺生态不仅会造就一批大作品，而且会造就一批大艺术家。让我们共同期待主题创作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时代光彩。
开掘摄影艺术创作新视界
李树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当今时代，摄影已经实现大众化和日常化，影像已经在语言、文字之外成为手机屏幕上的主体媒介。但摄影创作并没有跟上时代步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雷同现象：题材雷同、手法雷同、风格雷同；作品内容流于表面化，思想深度不够，少见留得住、传得远的力作。其实，雷同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近二十年来摄影界对此一直在批评，但实际上改进一直不大。原因何在呢？
其一，摄影静态、瞬间、无声的表达形式，在拒绝急功近利的同时，也束缚着创作标准的提高。社会上摄影被普遍认为是一门生产影像的技术，实现数码化后，又被认为很简单；人们普遍满足于用摄影记录生活，而作为一种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在标准化的技术指标体系和操作模式下，创作出经典力作，难度很大。客观地说，用摄影建构视觉精品，需要在动静结合、视听结合、虚拟与现实结合等多个方面突破，创作的高标准还需进一步确立。
其二，摄影只能在现场、在第一线主客观碰撞、相融产生影像的难度，是由其技术性、瞬间性、现场性、客观性、机遇性和选择性等本体属性形成的。这个难度，从全球的年度照片回顾中也能看出来，现在人类社会每年摄影影像生产量以亿为单位计算，但年度回顾中所有够得上年度标准的照片，也仅能以千为单位计算，可见摄影产生好作品之难。摄影所能用的手段不多，但面对的现实是无限的，以有限之手段追无限之现实，难矣！
其三，摄影在于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层出不穷、持续推进的技术变革为摄影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手段和方式，也导致了技术与艺术两个方面融合运用和创造的难度。摄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既是技术突破的成果，也是艺术新边界的拓展和新内涵的揭示。在这个意义上，技艺一体化，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而不是单方面谁决定谁的关系。当前，摄影业界现实的困难，在于偏好于一方的人很多，而能够把二者融通的人才不多，导致高原性的作品虽时有所见，但经典和高峰作品难以产生。
其四，专题策划和新技术条件下语言探索不足，需要实现摄影创作中心任务向专题摄影和影像艺术时空建构的方向转移。摄影现在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社会对摄影专业的要求，已经从一般性的记录和表达上升为在完成日常记录、即时表达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化专题拍摄和专项影像库建设与影像时空艺术化建构两大任务上。这样的观念转变，虽然摄影理论界明确提出了十多年，不少省份的创作有显著转变，但从全国情况看，直到目前，摄影业界大多仍然停留在传统方式上，缺少系统化的专题摄影创作和长期跟踪项目的规划，摄影人多处于各拍各的却缺少个性的自发状态。
塔克拉玛干固沙之术 李树峰 摄（图片来源：“中国摄影家杂志”微信公号）
新时代，面对AI带来的新视界，需要跳出摄影的传统概念去看摄影，需要从以物性为基础的媒介特性上看影像，更需要在观看人、表现人的方面做出新探索。实现新时代AI条件下的艺术创新，有几个着力点：
第一，在现代性建构的观念下提高对摄影的认识。笔者认为应从12个方面挖掘其功能：1、面对现实的快捷“光刻机”；2、随时随地的“时空转换器”；3、用四条边框看世界的“视觉训练场”；4、认知与表达一体两面的“捕光器”；5、历史河流中的“时光之锚”；6、打开现实细节的“柳叶刀”；7、生活中固定人物关系和情节的“击射之铆”；8、人类心灵与物理现实之间对冲的“粒子流”；9、抓取物性的“金刚手”；10、照亮社会现实里被遮蔽、被忽略事物的“探照灯”；11、打捞和凝聚记忆的“快艇”与“储存库”；12、连接主观自身与客观世界的媒介和即拍即传的载体与平台。这12个方面，无论沿着哪一个方向开掘，都能创作出不一样的作品。
第二，探索AI技术背景下摄影与影像艺术新的可能性。AI大模型进入艺术摄影领域，可以逼真地虚拟一个世界。影像艺术创作，会在情景化沉浸式体验方面和读者、观众参与创作的方向上突破旧模式，走向新阶段。
如果具体观察技术与艺术融合，AI时代下列情况的延展有其可能性：抵达之前不能抵达的现场，看到之前人类不曾看到的场景；进一步打开物性和微观世界，看到、看清我们之前无法看到的、看清的；进一步打开心性，把人物内心活动，倏忽即逝的、刻骨铭心的、翻江倒海的、颤抖悸动的情绪、脉动，进行富有质感的形象化呈现；在特定场景、主客观之间、人性与物性之间，放电般的、对流式的、漩涡状的深层关系不断延展，得到开掘和展示；在叠加的、多层次的、多维度的影像世界中，进行大规模的景观营造和平行叙事，并由观众参与实际设计和生成体验，穿越不同的时空体；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做影像的动态交互运动，揭示更深层的自然原理、社会运动状态及规律；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像交互和时空中，突破时间感和矢量束缚，做横的空间“虫洞”穿越和时间逆行；打破透视关系的束缚，通过复眼、鹰眼等结构，与人眼互动观看，让视觉冲出牢笼……各种可能，无法穷尽。一个可以深层体验各种存在的时代，一个解放感觉、突破边界和类型化规定的时代，已经来到了。
第三，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去提炼和创造新时代的典型形象。摄影，因其与技术一体化而与时代同行，因直面现场而能够穿透自我思维闭环，因其画面中有不可避免的无意识记录而具备客观性，因凭借光线照亮事物而具备发现性，因属于摄影者的行动而具有机遇性，因随思想而变而具有选择性，因时空转换、让时间暂时休止而具备“大写”事物的瞬间性。这七个特点使摄影成为发现生活中有意义、有意味事物的利器。
中华文化的内核穿越在历史长河中，蕴含在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里。中国人民正在做的事情，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的创作，没有现成的模板，必须向生活学习。我们只有把自己沉到百姓生活中去，才能看到、听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矛盾冲突中处理人与人关系时那些最对的、最合情合理的、最有冲击力的行动和话语。我们不但能在这样的行动和话语中，看到时代之变，也能体会到中华文化优秀基因中恒定的部分，而变与不变的内在张力，“日用而不觉”地铸就了当下中国人的习惯和性格。在生活的深处，在事发第一现场，从具体人、具体事入手，去切身体会变与不变的内在张力，体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体悟情、理、法交织的情态，才能择取到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题材，萃取和提炼出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才能在这些价值观念中，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集多种技术形式去进行艺术表现，塑造出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国典型形象。
高尚的主题更需要高品格的音乐来呈现
黄宗权，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在音乐创作中，高尚的主题如同航标，为音乐的形式创造指引方向。高尚主题的潜在艺术功用是立体多维的，它具有传播社会价值观、塑造精神力量、引导主流价值、推动社会进步，以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等作用。音乐的主题内容与艺术形式是辩证统一的，主题宛如作品的灵魂，而形式的品格则是承载作品灵魂的坚实载体，二者缺一不可。一部音乐作品如果光有高尚的主题，并不能实现高尚的目的。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崇高的主题内容与高质量的音乐品格高度统一的例子有很多，如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等等。近年来，我国的主题音乐创作在弘扬主流价值、反映时代风貌方面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涌现出了一批社会效益和艺术反响都属上乘的音乐作品。比如，2019年，作曲家张千一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创作的七乐章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2022年，由车行作词、郭小虎作曲的大型电视专题片《领航》的主题歌《今朝》等。这些作品表现了祖国独特的风土人情，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不断提升的壮丽图景，体现了崇高主题与高品质音乐语言技法的艺术统一。演出后，迅速流传在大江南北，各类视频网站还有不少群众自发演绎的版本，充分显示了作品的魅力，
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奏响在国家大剧院（图片来源：“深圳交响乐团”微信公号）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下不少作品虽政治导向正确，却因艺术质量低劣、内容空洞贫乏而难以真正打动人心。在一些音乐创作中，题材扎堆、形式趋同、表达模式化等问题突出。许多创作者热衷于表面功夫，忽视音乐的艺术内核与思想深度，导致作品无法承载高尚主题应有的精神力量，也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审美需求。
主题音乐创作的本意是通过旋律、和声、配器、结构等音乐形式传递深刻的思想与情感，但当前许多作品却以崇高立意为幌子，意图掩盖艺术上的贫瘠与空洞。例如，近年来某些庆祝重大节日的歌曲，虽然歌词充满爱国热忱，编曲追求大气磅礴，但旋律却毫无新意，歌词堆砌着空洞的口号并且反复出现，却缺乏具体的情感落点和艺术品位。这种作品名字看起来令人“振奋”，实则流于形式，难以引发听众真正的情感共鸣，甚至导致了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
还有部分创作者在主题音乐创作中陷入了表达模式化的困境。在歌词创作上，遵循固定套路，情感表达单一。例如，在某一时期，众多创作者热衷于歌颂所在城市，一时间大量同类型的歌曲充斥耳畔，从旋律到歌词都极为相似，成为艺术质量与主题表达都很肤浅的“口水歌”。在艺术质量方面，旋律简单随意，往往只是几个简单音符的重复；歌词内容则空洞无物，既无艺术美感，也无法传递积极的思想，完全背离了高尚主题的创作要求。再比如，在一些颂歌类的作品中，歌词往往只是简单的“口号式”呼喊，缺乏真挚情感与深度的思想内涵。
与此同时，创作过程中内容形式本末倒置的问题也不少。许多创作者热衷于追求复杂华丽的舞台表演效果，将大量精力与资金投入到外在包装上，却忽视了音乐之美的真正要素。以某献礼歌曲为例，其MV制作应当斥资不菲，配以恢弘的交响乐作为背景，但旋律单调俗套、歌词生硬直白，宛如宣传标语的堆砌，最终沦为“应景”之作，其传唱度极低也就不可避免了。
还应注意到，一些主题音乐作品满足于模仿经典范式，缺乏对新时代精神的独特诠释。例如，一些红色题材歌曲依然沿用“进行曲”风格，节奏单一、和声老套，在艺术表达上显得苍白无力。这种“套路化”创作不仅让高尚的主题失去了音乐的生命力，也使其文化价值大打折扣。甚至使高尚的主题被低劣的艺术呈现所拖累，沦为听觉上的“噪音”。
众所周知，音乐有着独特的情感表达和审美感染力，是传递高尚主题、反映时代精神的理想媒介。但当前，如何以高质量的音乐品格呈现高尚的主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窃以为，要扭转这一局面，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主题音乐精品，创作者必须在思想、艺术与制作三个层面下功夫，摒弃空洞的主题表达。
首先，思想是音乐的根基，高尚的主题需要真实的情感与深刻的内涵来支撑，而非空泛的口号。那些一味高喊口号的作品，缺乏对人民生活的观察与体悟，自然难以打动人心。其次，艺术性是音乐品格的灵魂，主题音乐不应止步于政治功能的实现，而应追求艺术的独特性和表达的精致性。创作者应注重音乐语言的创新，用艺术的力量为高尚主题增辉。最后，制作精良是精品的保障。制作精良既非粗制滥造，也非过度的技术、特效的堆砌，而是制作要服从于艺术表达的根本目的。
要改变上述主题音乐创作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既需要创作者主观的艺术自觉，也需要客观的环境优化。一方面，一些创作者急功近利，为赶制各种献礼作品在创作中草草对付，导致艺术质量低下，这就要求创作者应摒弃“应景即成”的心态，增强精品意识，唯有回归创作初心，追求音乐的深度与独特性，才能避免空洞化的陷阱。另外一方面，外部环境需为精品创作提供土壤。当前，部分音乐作品因契合政治需求而获得赞誉，却容易忽视其艺术的缺陷，这种评价导向助长了低质量创作的风气。主管部门和艺术界应建立更科学的评审机制，褒奖思想与艺术兼备的作品，引导创作者专注于创作过程与作品本身的质量提升，而非将创作重点置于获取“热门榜单名次”“奖项”“帽子”上。同时也要进一步发挥音乐评论的社会功能，摒弃那种“捧场”“拔高”式解读，而以专业视角剖析作品得失，为创作者提供实事求是的反馈。
艺术质量犹如大厦基石，为艺术表达提供坚实的支撑。高水准的艺术质量涵盖了创作技巧的精湛运用、作品结构的精巧布局，以及表现手法的精致多样等。在音乐创作中，作曲家对旋律的精妙构思、和声的细腻编排以及节奏的巧妙把握，都决定了作品能否生动展现作品的主题。
总之，高尚的主题是音乐作品的核心价值所在，高质量的艺术品格是主题完美呈现的保障。在当前主题音乐创作面临诸多问题的背景下，创作者更要深刻认识到二者紧密的联系，通过提升艺术技巧、坚持原创精神，不断提升作品的艺术品格，让高尚的主题在作品中得到艺术性的彰显。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主题音乐精品力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推动我国音乐事业从“高原”跃上“高峰”，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更多具有深远价值的音乐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