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张斌 摄影 向宇

青铜器作为三星堆文明的代表性器物，大量面具、人头像等人面形象，神坛、顶尊人像等场景化器物在中国青铜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这些青铜器最早出现在什么时间？这些青铜工艺有哪些特点？在青铜时代的中国，三星堆青铜器处于怎样的位置？

4月28日，由省委宣传部推出的天府文化访谈第二期开讲。围绕“三星堆—金沙的青铜器文化”这一主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针对公众感兴趣的问题抽丝剥茧，揭开了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的神秘面纱。

访谈现场。向宇 摄

三星堆器物以三的倍数成批出现，可能反映了祭祀制度和规仪

三星堆青铜器最早出现在何时？孙华认为，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大致出现在与中原二里岗文化时期相当的时间段。在此期间，四川盆地周边已出现了一些二里头文化元素，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铸造工艺也传入四川。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创造了哪些纪录？冉宏林介绍，三星堆8个祭祀坑共出土青铜器超过2000件，接近3000件，数量远超国内同期或相近时期的遗址，显示出显著的集中性特征。此外，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以人物、动物、植物形象为主体，例如人像、神兽、神树等，突破了中原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的传统模式，其装饰风格和地域特色尤为突出。同时，这些青铜器体型高大，例如通高3.96米的青铜神树、通高2.53米的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等，这类超大型青铜器在国内同期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总之，三星堆青铜器以其数量之巨、造型之奇、体量之大，刷新了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边界，成为研究长江上游古蜀文明独特性的核心实证。”

在众多三星堆出土的铜器中，动物形铜像的数量非常丰富，包括龙、蛇、鸟、虎、鹿的形象以及兽面像等。为什么三星堆会出土如此多的动物形象青铜器？黎海超解释，目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大致可分为写实类和想象类两类。前者如陶器与青铜器中逼真的鸡、鸟等形象，反映了三星堆人对日常动物的观察，可能承载着尚未明确的生活或文化功能。后者如融合多种动物特征（如大象）的神兽等艺术化形象，具有超现实特征。通过对这些动物形象的深入分析，黎海超认为，三星堆遗址中的鸟、龙、神兽等核心形象可能在祭祀系统中承担着沟通天地的媒介功能，例如一号神树顶端的鸟、神坛上的神兽等。部分动物（如鸟）可能象征着天地连接，而神兽的复合形态则暗示了三星堆人对自然力量的整合与想象。黎海超强调，由于目前对上述器物在祭祀中的具体用途尚未完全明确，需要结合更多考古发现进行进一步解读。

目前，三星堆出土了多件青铜蛇形文物，它们具有哪些特征？在冉宏林看来，三星堆青铜蛇多带有羽翅和羽毛纹饰，这表明它们并非普通蛇，而是能够飞行的神蛇，可能与龙的形象相关，用于祭祀活动。此外，这些青铜蛇以三为倍数成批出现，可能反映了当时的祭祀制度和规仪。

孙华特别指出一个细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蛇旁边常伴有圆环，这些圆环可能用于悬挂于更大的器物上，例如神树或神兽。透过观察与分析，他认为三星堆青铜蛇的设计或许受到了中原龙蛇文化的影响，体现出“人神互通”的信仰。关于古蜀人崇尚数字“三”还是数字“五”的问题，孙华表示，他更倾向于“三”的可能性。这一观点不仅基于三星堆出土的组合铜器多以三个一组或三的倍数出现，还因为许多类似现象在后世亦有迹可循，例如李冰治水时制作了三个石人像。此外，四川作为道教的发源地之一，早期道教亦是一个三神体系（天官、地官、水官）。“是否还有更多传统值得探究”，他补充道。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些能让考古学家合理推测其功能用途，但也存在许多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的器物。以龟背形网格状器为例，黎海超介绍，由于之前从未在三星堆或其他地区发现过类似的器物，考古学家也曾出现命名“困难症”。由此可见，三星堆考古发掘既有其独特性，也有相当的挑战性（解释体系滞后于材料发现）。“不过，我们仍然期待能够看到更多未见器物，为我们了解三星堆提供一些新的视角。”黎海超说。

三星堆——金沙青铜制作技艺各显区域特色

那么，从青铜器制作技艺的角度来看，三星堆与哪些文明存在联系呢？黎海超指出，三星堆青铜器的主要铸造技术以陶范铸造为核心，这继承了中原青铜文明体系的特点，即采用分范铸接技术，例如用于大型复杂礼器（如神树、神坛）和组合式结构器物。然而，三星堆青铜器制作中展现的一些独特锻打技术同样值得关注，这些技术主要用于生产薄片状青铜饰件（如悬挂装饰），其规模与水平远超同时期其他地区，包括中原地区。

黎海超认为，为了解决复杂器型（如神树、神坛）的铸造难题，三星堆采用了分部件铸造加连接技术，即将大型器物拆解为独立部件分别铸造，再通过焊接、铆接等技术进行组合成型，体现了高效智能的工艺思维。

对于这种铸造技术的动因，他认为这与三星堆人的社会文化与宗教需求的驱动密不可分。“例如，在祭祀系统中对悬挂饰物的强烈需求（如模拟神树摇曳的效果）。”

黎海超肯定，尽管三星堆青铜器物的铸造技术源于中原，并通过组合式创新适应了本地的宗教需求，但对于三星堆锻打技术的源头，他目前仍持存疑态度。“是否与其他非中原文化圈（如西亚、草原地区）存在技术交流，仍需进一步考证。”

三星堆与金沙为前后相继的两大古蜀文明中心，而关于公众关心的三星堆与金沙在青铜器是否存在相似性与延续性这一问题，黎海超认为，两者存在关联延续的关系毋容置疑。但是，具体怎么延续还需细致分析。他表示，三星堆晚期与金沙早期存在年代重叠，部分青铜器为同期铸造。同时，金沙遗址已发现与三星堆晚期风格完全一致的青铜容器碎片（如纹饰、铸造工艺），证明二者存在文化共存期。他指出，如三星堆小型金面具与金沙方形金面具虽形态微调，但象征意义一脉相承，虽然在金沙遗址中，黄金面具从三星堆的椭圆形转向方形，部分器物纹饰简化，但核心符号元素仍旧保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沙青铜器体量减小但技术未衰退，反而出现彩绘等精细化创新。”

关于三星堆青铜器矿料来源问题，孙华介绍，早期人们推测范围基于古人交通能力限制，认为矿料可能取自三星堆周边山区。但是，三星堆附近铜矿开采记录最早仅追溯至宋代，早期开采无明确证据。

此后，又有人提出，来源滇东北、秦岭山区，甚至山东地区的假说。但是主流观点一直认为，三星堆矿源来自长江中游矿带。因为，学者通过对青铜器铅同位素分析发现，部分矿料可能来自同一远距离矿源，暗示存在跨区域开采或贸易行为。此外，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铜矿带，是中国早期铜矿开发核心区，这些矿带资源丰富，矿冶遗址密集，技术传播路径更符合区域互动的逻辑。

去年，三星堆发现玉石加工作坊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关于公众关心的三星堆铸铜作坊，考古工作者是否也在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相关线索呢？据冉宏林介绍，近年来，随着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文物引起了学术界和公众的浓厚兴趣。这些器物的制作地点（本地/异地）、制作工艺与技术、原料来源及采购途径等问题，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目前，考古工作者对前期几次发掘的成果进行梳理，仅发现了孔雀石（铜矿原料）、铜砂和炼渣等遗存，而与冶炼相关的考古发现尚不丰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仍有待后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