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张斌

公元765年杜甫离开成都，成为他晚年生活和诗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关于杜甫离蜀原因，至今说法不一。5月1日上午，复旦大学文科教授陈尚君做客浣花溪畔杜甫草堂，以“从安逸到流浪：杜甫离开成都的真相”为题，与游客听众分享自己的解读。

陈尚君讲座情景。

离蜀主因：为郎赴京而非严武去世

传统观点认为，杜甫离开成都因严武之死导致庇护缺失。陈尚君表示，细究杜集，此说存在三大矛盾：其一，严武四月末卒时，杜甫已行至渝州，集中竟无临终探视之作；其二，《去蜀》诗中“转作潇湘游”的决绝态度，与后续漂泊轨迹存在明显时间断裂；其三，大量三峡诗中“为郎”意象与传统解释的幕府身份存在根本冲突。

陈尚君以永泰元年秋杜甫所作的《客堂》一诗，作为破解谜题的核心文本。诗中的“台郎选才俊”，与同期的“赤管随王命，银章付老翁”“中年召贾生”等句，形成互文，明确表明其赴京为郎的志向。后来严武奏请朝廷，授杜甫检校工部员外郎。

陈尚君特别强调，该职务并非虚衔，而是需实际到任的官职。杜甫需限时赴京完成正式任命，否则将错失重返朝堂的良机。这一制度背景解释了杜甫为何在严武生前便启程东下，而非等待严武去世后的局势变化。

通过杜诗细读，陈尚君还从杜甫诗中所述的服饰制度、行役时间等角度佐证，说明杜甫离开蜀中并非严武去世，失去依靠。如，杜甫夔州诗中反复出现的“朱绂”“银章”，与《唐六典》记载的六品郎官章服制度完全吻合，此非幕府参军所能僭越。再比如，杜甫《客堂》诗中“漠漠春辞木”与他在忠州写下的“淹泊仍愁虎”形成时间锚点，证明四月严武卒时，杜甫早已在出峡途中，彻底推翻“仓皇奔逃”说。

此外，陈尚君还提及，如若杜甫为避蜀乱，理当选择相对安稳的梓阆地区，而非三峡险途，如此看来，唯有朝廷征召方合逻辑。

观众聆听讲座情景。

行程与病情：离蜀后的意外滞留

杜甫原计划沿江东下，经江陵北上入京，路线与他想象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一致。然而行至云安（今重庆云阳）时，被迫滞留养病。

与蜀中那段安逸的时光相比，陈尚君将杜甫滞留三峡一带的日子称为“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其《客堂》诗中“栖泊云安县，消中内相毒”“旧疾甘载来，衰年得无足”等句，直接反映了他因疾病滞留的困境，导致他一生最终未能如期赴京，转而漂泊荆湘的人生后续。

陈尚君介绍，《客堂》一诗写成，距离杜甫获得郎官之任命，大约一年时间，诗中反复叙述的去留不决的犹豫困惑，应该是就职时限已到的缘故。重病而有生命之虞时，他对放弃一生追求的为国效力的机会深感可惜，但人生有时无法作出别的选择。“我们可以理解杜甫的痛苦，这一段至暗时刻，他的胸中激荡着高亢的家国情怀，也不能不面对艰窘的眼前困难。选择很痛苦，最后理智战胜了激情，他选择在峡中继续居住。”

陈尚君表示，即使在艰难选择之际，杜甫也没有停止对诗歌艺术的不懈追求。他一生有两个创作高峰，一个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一个则是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后者正是他居住夔州之时，他写下诸如《登高》《秋兴八首》等千古佳作。“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的环境之中，杜甫始终在不断前进，不断变化，不断探索，不断努力。”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