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礼杨
《等在雨季》是青年作家鲍磊的中篇小说,首发于《民族文学》2025年第六期。小说以回忆的形式追溯了主人公白静海前半生的故事。这既是一段关于童年创伤的深情叙述,也是一场自我和解的漫长旅程。小说标题给我们抛下两个问题:谁在雨季中等待?等待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阅读中找出答案。
小说开篇,一个风尘仆仆的旅人入画。旅人叫白静海,这是他28年后重返故乡。踏入久违的老宅,景致依旧,却难免触景生情,睹物思人。白静海的记忆开始慢慢复苏,进而如潮水般涌来,他不禁回忆起父亲白孝顺与母亲王秀云的点点滴滴。然而,故事并未沿着白孝顺与王秀云的轨迹展开。
白静海先是翻看族谱,了解白家从昔年昌盛到今日衰败的沧桑历程。随后,记忆飘飞到他上研修班时的经历。这是一个辐射全国的文艺研修班,学员大都被当地文联推荐,他是少数经由社会通道报名参与的人。或是卑怯作祟,或是社恐体质,白静海在研修班里如同隐形人,毫无存在感。直到遇见年轻的舞蹈家尚舞,如春风拂面,他的心里才泛起一丝涟漪。
回忆翻涌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的思绪飘回了42年前——他诞生时。为解决家庭生计,白孝顺决定进京务工;王秀云还没出月子,也强忍虚弱开始劳作。
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因病卧床或不在身边,白静海好似留守儿童一般长大。由于缺乏母乳喂养,白静海在5岁时患上佝偻病,引得同龄孩子们嘲笑,这使他愈发孤僻,紧闭心门。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在他被拐走的那一刻悄然降临,他的人生就此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陌生的地方,素不相识的女人张蔷成为他的母亲,他也被改名为张硕。在张蔷的抚养下,他的佝偻病逐渐痊愈,身高也不断攀升,不再是营养不良的模样。
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人生似乎重启了。但童年缺失所带来的心理与精神后遗症却无法治愈,最终演变为缠绕他的孤寂之锁,使他耿耿于怀。
在小说中,鲍磊打乱线性叙事,以倒叙开头,中间不时插叙,记忆与现实不断来回跳跃。这种非线性叙事策略的使用,一方面留住了小说悬念,使白静海的经历如同水月镜花,大有欲说还休之感;另一方面,更将白静海在人生各个阶段的细腻心理状态展现无遗。
相比解开白静海的生平之谜,读者更好奇的,是他的心灵之谜。在大段回忆中,渐渐解开谜团,拼凑出一个立体完整的白静海形象。
他孤僻寡言,回避社交,就连手机上的陌生来电,也要经历一番漫长而复杂的心理斗争才决定是否接听。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形容,他无疑是一个典型的“i人”(内向者)。
不止于此,他还多愁善感、常常焦虑、莫名惊恐。他一方面渴望被人在乎,被世界看见,一方面又不希望融入人群,抵触与回避人群。这一系列现代性病症,如同影子伴他左右。
追溯这些症候的根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不幸的童年。童年的创伤如同一道深深的烙印,刻在他的心灵深处,影响了他的一生。正是这段坎坷的过往,塑造了他如今矛盾与复杂的性格。
“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白静海正是用一生治愈童年的不幸之人。
尽管只是一个孩子,但白静海却从小过着近乎离群索居般的孤寂生活。以至于,不到10岁的他每晚梦魇缠身,甚至从偷偷喝酒中获得刺激。这并非成长的正常状态,而是在孤寂环境里生长出的异化之果。在学校里,他几乎是透明般的存在,班主任的无视使他更被边缘化。种种无视与冷漠,使白静海的心灵被安装了一把沉重的锁。他期待有人能开锁,但他的自卑与自怯,使他羞于出口,不敢向别人敞开心扉。
生活中所有的苦闷与压抑,淤积在心里,如此恶性循环,心灵之锁也终于锈迹斑斑。突然出现的尚舞,似乎成为那把可以开锁的钥匙。尚舞让他明白,世界上还有许多与他一样的人,他并非孤单一人,他没有被世界抛弃。
当代杰出小说家帕慕克认为:“小说艺术之所以能提供最精美的成果,不在于评判人物,而在于理解人物。”在白静海身上,我们看到了太多自身的影子。他的拧巴,他的矛盾,他的纠结,都是我们自身或多或少的写照。因而,这个人物非但不难理解,反而让我们感到亲近,易于产生共鸣。
在古今中外小说中,“下雨”或“雨季”常被赋予独特寓意或象征意义。它时而如戴望舒雨巷中那位哀怨又彷徨的姑娘,渲染着悲伤、忧愁、孤寂的情绪,时而又如苏轼在一蓑烟雨中实现人生境界的升华,象征着净化与蜕变。
在小说里,着重描绘了两次雨。第一次是白静海被拐后,在山谷中淋雨。在雨中,白静海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猛然发觉:束缚自己的,不是外在的枷锁,而是心灵的桎梏,与自己和解,才是摆脱迷惘与孤寂的根本之道。第二次则出现在小说尾声。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生总是在弥补童年的缺失。白静海童年的不幸,发生在那座老宅。而今,他毅然踏上归途,重返那片给他带来伤害的故土。在老宅里,一幕幕温情画面涌上心头,他或许在此刻才明白:童年的缺失并非不可弥补,不可原谅。窗外大雨滂沱,他过往的执念,童年的创伤,孤寂的阴影,也仿佛被大雨涤荡得干干净净。如此,也回答了本文开篇提出的那两个问题。
小说里不断变化的地点,也值得关注。
小说主要提到了内蒙古、北京、四川。内蒙古是白静海的成长之地,北京是白静海的停留之地,四川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白静海的向往与彷徨之地。与北京的繁荣、匆忙相比,无论是内蒙古赤峰市,还是四川金川县,都有着前者难以体会的宁静、自由、轻松与舒适。
“每年3月中下旬,漫山遍野的梨花竞相绽放。”是金川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位声音洪亮的藏族女人一边问候着嘉宾,一边将哈达献给每位客人。”是金川的淳朴民风。
“那种对自由的强烈追寻,对艺术与美的事物的沉醉,让他始终无法真正踏入社会江湖。他与现实,好像总是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对白静海而言,他不追求名与利,只追求美与自由。因此,北京只能是他的短暂停留之地。因此,金川理所应当是他的精神向往、灵魂感召之所。
既然如此,他又为何彷徨?这或许还是源于性格的缺陷——“一边渴望被人在乎,一边又不想与这个世界离得太近。”白静海虽然来到金川,但他习惯了孤独,因而对尚舞的关注与关心感到无所适从,甚至隐隐想要逃离。正如白静海一直坚信的“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未曾拥有,便无所谓失去。白静海害怕失去,因而更不敢拥有。
在小说中,鲍磊塑造了一个患有典型时代症候的人物形象,并试图从原生家庭、不幸童年等维度探讨此症候的产生原因。文学巨匠卡尔维诺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写作初衷:“当我开始我的写作生涯时,每个青年作家都有一个明确的迫切感,就是要表现他的时代。”鲍磊创作本篇小说的出发点,似乎与卡尔维诺不谋而合,或者说,他的写作从来都是这样。
关注青年的处境,倾听他们的心声,描绘他们细腻多变的心理状态,一直是鲍磊写作的用心所在。因而,本篇小说实质上与他以往的小说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