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舫
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
秋阳，像一枚被海水浸过的铜钲，悬在密州城头。西风漫卷浮尘，掠过枯瘦的禾黍，将常山染成苍黄。马耳山的轮廓在雾霭中若隐若现，如一幅被揉皱的古绢，洇着未干的墨痕。潍水岸边的芦苇已现白头，在风中瑟瑟作声，恍若为这片多灾的土地叹惋。
苏轼的车马碾过荒径，惊起几只寒鸦，那啼声碎在暮色里，像碎了一地的秋光。前不久，他在杭州通判任上期满，以太常博士、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骑都尉，权知密州军州事，升任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
彼时的密州，属京东东路，辖诸城、安丘、莒县、高密、胶西五县，亦涵盖从中析分出的胶州、胶南、日照、岚山、五莲、莒南等县域，南濒黄海，东临胶州湾，北至潍州，西接沂州，地理位置重要，地方治理责任重大。
此前在杭州，苏轼是“且将新火试新茶”的风雅通判，在西湖堤岸看“乱花渐欲迷人眼”，于望湖楼头见“白雨跳珠乱入船”。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把政务化作诗行，让杭州的水光潋滟里流淌着“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哲思。
而今，当苏轼从杭州的烟柳画桥走向密州的黄茅荒冈，他或许未曾想到，这片被旱灾与蝗祸炙烤的土地，会成为他文学生命的淬火之地。从杭州赴任密州的路上，苏轼即兴挥毫写下《沁园春·孤馆灯青》：“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是的，在他的心里，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可是，当他携着江南的温润踏入密州，面对的却是诸多难题难事。他一路看到的，是“蝗旱相仍”的惨状：野蒿裹着蝗虫堆埋道旁，弃婴的啼哭撕裂暮色。连年大旱、蝗灾泛滥，加之新法推行操之过急，密州民不聊生。苏轼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记录了当时的景象：“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
苏轼马不停蹄，旋即明察暗访。他在给宋神宗的《密州谢上表》中直言他的所见所闻：“臣不敢仰仞至恩，益坚素守，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瘠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则为臣之报国。”他向宰相王安石如实报告灾情：“轼到郡二十余日，民物椎鲁，过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处也。然灾伤之余，民既病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请求皇帝“特与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即向朝廷请求豁免密州秋粮赋税，减轻百姓负担。
对于苏轼来说，杭州与密州的落差如此巨大，还让他来不及适应。杭州的诗意是流动的，如西湖的碧波；密州的现实是沉重的，似常山的夯土。但正是这种从“天堂”到“人间”的坠落，让他的笔触从风月转向民生，让词章从“杨柳岸晓风残月”的低吟，转向“会挽雕弓如满月”的呐喊。杭州给了他诗意的起点，密州却赐予他灵魂的蜕变——当东坡在密州的月光下与亡妻“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当他于超然台上悟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永恒命题，那些在杭州尚未淬透的柔肠，终于在密州的风沙中，锻炼成照彻古今的侠骨。
苏轼始终难以忘怀熙宁七年的秋日初至密州的情景，眼前处处是“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的疮痍。这位“把疮痍手摩抚”的知州，白天穿梭于蝗群与饥民之间，夜晚在孤馆青灯下把卷长叹。常山祈雨时，他“诏封山神”的虔诚里，藏着“欲把疮痍手摩抚”的赤子之心；捡拾弃婴时，“洒涕循城拾弃孩”的怆然里，是儒家“仁政”的鲜活注脚。当他在超然台上写下“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那杯中的新茶，泡开的不仅是仕途的苦涩，更是对人间烟火的深情凝视。
密州的月光，是千年文坛的一粒朱砂。苏轼的笔尖蘸着密州的月光，将仕途的跌宕研成朱砂，在宣纸上拓印出猎猎弓弦，那抹猩红不是胭脂，是他以血为墨，在时代的素绢上烙下的印记。
苏轼在密州两年时间，足迹踏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常山、卢山、障日山、五莲山、九仙山、马耳山、晏驾山、潍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诗篇，他盛赞“九仙今已压京东”，感慨“奇秀不减雁荡也”。密州的山水，是他词章的调色盘。马耳山的苍黛、九仙山的奇崛、潍水的浩荡，都化作气势雄浑的磅礴。
次年——熙宁八年（1075年）秋，密州大旱。苏轼率随从到常山祈雨，归途射猎习武于黄茅冈。周围百姓闻讯，纷纷赶来助威，一时人声鼎沸，马嘶犬吠，斩获颇丰。激情澎湃的苏轼，即兴吟诵出惊世之作《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开篇豪气冲天，收尾气象恢弘，苏轼一扫当时“诗庄词魅”的观念，以及文坛缠绵绮靡之风，铿锵有力，慷慨激昂，充满报国之志和豪迈之气。
在这场黄茅冈射猎，苏轼左手牵黄犬、右擎苍鹰。在“锦帽貂裘”的盛装里，他以“亲射虎，看孙郎”的豪壮，打破了宋词的脂粉桎梏。当《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号角响彻云际，中原词坛的风气为之丕变——原来词章可以不写闺阁绣榻，亦可承载“会挽雕弓如满月”的家国理想。
黄茅冈的风掠过猎猎旌旗，将苏轼的锦帽貂裘吹成一面鼓满的帆。这位年已不惑的知州左手牵黄犬，右手擎苍鹰，在千骑簇拥中踏碎秋霜。当他振臂高呼“亲射虎，看孙郎”时，猎物已不再是山岗间的野兔獐鹿，而是命运的枷锁与时代的沉疴。
“会挽雕弓如满月”的姿态，是对疲软文风中的美学重构。北宋的词坛正沉溺于“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靡靡之音，而苏轼却在密州的猎场上，让弓弦的震颤成为打破陈规的惊雷。他看见的“西北望”，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方位，而是精神层面的靶心——那里有西夏的铁骑，有朝堂的党争，更有被世俗规训的文人精神困境。天狼星在星象中主兵灾，此刻却成为所有时代痛点的隐喻，苏轼要射落的，是积贫积弱的国运，是“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屈辱，更是文人困守书斋的怯懦。
这张弓凝聚着多重隐喻：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弓，是道家“天地与我并生”的哲学之弓，更是突破词体疆域的创新之弓。当他在《江城子》中让“千骑卷平冈”的扬尘漫过词的边界，实则是将边塞诗的雄浑、政论的犀利熔铸于长短句中。西北望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敌寇，而是所有阻碍生命飞扬的藩篱——是新法推行中的操之过急，是党争漩涡里的身不由己，更是文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精神桎梏。
弓弦震颤的刹那，苏轼完成了对自我的重塑：从杭州西子湖畔的风流文官，蜕变为密州荒原上的精神射手。这一箭射破的，不仅是宋词的绮罗香泽，更是整个时代的软性审美——原来文人的襟怀可以如大漠般辽阔，词章的气象能与疆场的烟尘共色。当“射天狼”的呼啸穿越千年，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位太守的猎猎豪情，更是一个文明在困境中迸发的雄性精神，如星辰般照亮中国文学的精神夜空。
中秋夜的超然台，月光酿成了千年绝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的叩问，是苏子对宇宙的哲思，亦是对人间悲欢的和解。当他呐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光便不再是李白的“床前霜”，而是照见众生缺憾的智慧之镜。此刻的苏轼，既是执盏问月的诗人，更是看透盈亏的智者，他把个人的失意熔铸成普世的共情，让月光成为中国人精神天幕上永不褪色的意象。
两年密州岁月，苏轼以勤政为墨、以性情为纸，写下203篇诗文。这里没有杭州的湖光秋月，却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泣血追思，更有“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生命顿悟。当他离任时，雪落征途，却在《除夜雪》里写下“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原来所有的困顿，都藏着新生的伏笔。
熙宁九年（1076年）冬，苏轼调任河中知府。除夕，在离任密州的路途上，鹅毛大雪纷纷扬扬。苏轼回望密州的山水和百姓，恋恋不舍地写下了“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他不顾大雪封路，踏雪前行。
密州的月光，照亮了中国文学史的漫漫长夜。
在这里，苏轼完成了从文人到士大夫的蜕变，他的词章不再是朝堂的回声，而是土地的呼吸。当我们重读那些泛黄的墨迹，看见的不仅是一位官员的宦海沉浮，更是一个文明在困厄中开出的祛魅之花，那是贫瘠土地上生长出的精神富矿，是苦难里淬炼出荣耀和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