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琨

电视剧《我叫张思德》以张思德的成长经历为主要线索，详尽讲述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如何在一位普通战士身上生根、开花的，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优质主旋律之作。

谷娃子的成长史，也是信仰的生长史

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张思德的名字多半始于语文课本中的《为人民服务》。这一文本所呈现的张思德，更像是一个被定格的道德符号，其人之为人的人生路径和情感脉络，反倒隐没在背景中。

电视剧《我叫张思德》是对此种符号化形象的复位。它以谷娃子这样一个充满地方色彩和泥土气息的称谓为起点，追溯了一个来自四川仪陇的革命青年在战争与苦难中摸索前行的成长历程。

该剧并未将张思德塑造成天生的英雄，而是注重揭示其人性中的挣扎、迟疑与顿悟，强调信仰是在一个个具体行动中自发生成的精神力量。

剧作开篇采用倒叙结构，以张思德牺牲前未曾寄出的家书为引，层层铺展其生命轨迹。在延安的窑洞中，毛主席听说张思德写了家信，主动提出帮他看看有没有需要修改之处。张思德略显羞涩地拿出信纸，站在炭火旁读了起来。这封家书语言朴实，内容上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唯有一个在外游子对母亲的叮嘱挂念。

信中那句“我在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成为串联起整部剧集的核心线索。观众跟随接下来的镜头，见证他深入金城寨、冒死护盐路、夜熬草药、抗敌酷刑直至牺牲的过程。剧中的每一幕，都在持续加注这句“有意义的事”的分量。

值得注意的是，《我叫张思德》在叙事策略上，摒弃拔高式叙事手法，不追求价值先行，也不将人物置于宏大叙事中加以强塑，而是把张思德放回他所处的现实土壤中，静观他如何在一件件小事中摸索方向，又如何在反复失败后重拾信念。

从那个光着脚板的四川乡下少年，到战火纷飞中奋勇杀敌的革命战士，再到延安窑洞里默默烧炭的普通劳动者，张思德的每一步成长，都扎根于生活，始终带着人间的烟火气。他不是被塑造的模范，而是从人民中走来、最终又归于人民的普通人。

《我叫张思德》的意义，正在于它以一个平凡个体的命运轨迹，重新唤起观众对“为人民服务”这一理想的日常化感知，让理想落地，让信仰有根，也让那个曾被课本定格的名字重新鲜活起来，成为可以共情的真实生命存在。

主旋律电视剧的人民性表达

电视剧《我叫张思德》的意义，并不止于还原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张思德形象，更在于它对主旋律影视剧美学的革新。它借由生活化、具体化的叙事，让信仰回到日常，让人民真正成为叙事的起点与落脚点。在这一过程中，剧集完成了从“讲道理”到“讲故事”的转换，这无疑是当前主旋律创作中一次极为可贵的创作转向。

这种人民性的落实，首先体现剧组在制作层面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5年拍摄、实景走访、2000多件道具复刻、30多道旧化工序……战斗场面的呈现，由电影《长津湖》《志愿军》的特效团队参与制作。正是这种对细节的执拗，才让历史不再抽象，而成为可以触摸、可以体感的现实经验，让观众得以切身体会那段峥嵘岁月的苦难与辉煌。

其次，也是最核心的成功之处，在于人物表演层面的去表演化。

牛骏峰饰演的张思德，显然不同于《英雄儿女》中王成式的英雄。他的话不多，所有情绪尽数内收，不以高调表达来证明信仰的存在，而是靠一次次具体的行动，把信仰“活”出来。

这种内敛有力的表演方式，拥有更强的穿透力：它打破了观众对英雄的预设，构建了一个既有信仰张力，又有血肉温度的普通人形象。观众看到的，是一个真实可感的人，是一个在极端处境下仍能倔强站起来的人。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借保尔之口说：“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那种不悔不羞、全力以赴的人生理想，在张思德身上获得了具体落地。

他不是讲道理的人，而是践行者。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信仰的注脚。当屏幕里的谷娃子一遍又一遍地翻越险峰、冲过枪林弹雨，只为了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时，我们很难不自问：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是值得去拼命完成的“有意义的事”？还有什么，是我们愿意为之坚守一生的信仰？

这些追问，并不属于过去，是此刻的叩问。剧集让“张思德”不只是一个历史符号，而成为一面镜子，投射出一种可能的方向。那条他走过的信仰之路，不因时间流转而褪色，它依然可以为今天的我们照亮脚下，提醒我们：伟大从不遥远，它往往就藏在平凡的选择与持续的付出中。

刘海琨，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院讲师，戏剧与影视评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