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事（1912-1928）》封面

四川在线记者 余如波

以茶馆等基层社会研究知名的成都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著作出版或再版，《中国记事（1912-1928）》便是其中最新一部。正如英文名China Through Others’ Eyes所示，该书以60多万字篇幅，生动展现了这一时期“他者眼中的中国”。

书中，王笛聚焦当时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作家、学者、记者、外交官、旅行者，如芮恩施、杜威、鲍威尔、赛珍珠、司徒雷登、史迪威、阿班等人，通过他们的个人记录及西方媒体的采访报道，以“历史非虚构”的方式，再现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状况、民生百态的观察和了解。

有趣的是，这样一部历史著作，出版方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实际上，包括该书在内，近年来王笛已有5部作品由该社推出。

历史学者如何“跨界”文学？近日，借着王笛来蓉参加活动的机会，记者就《中国记事（1912-1928）》的来龙去脉、历史非虚构写作的探索和经验、史学研究以及写作的公共价值等话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这段错综复杂、波澜壮阔的历史，不该只写给学者看

成都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

翻开《中国记事（1912-1928）》，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一战”、新文化运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次第展开；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等相继登场。这些“大人物”和“大事件”，显然不同于王笛此前主要的学术领域和作品。

对王笛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过去，他的著作大都关于四川尤其成都，如《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以及更加通俗的《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等作品，均围绕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基层社会文化展开探讨。

“过去我的研究都是先定选题，然后去找资料，但《中国记事（1912-1928）》和以前的书都不一样。”原来，王笛此前在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任教时，给本科生开了一门“历史学家的技艺”（Historians’ Craft）课程，其中一个教学内容就是搜集原始资料并加以分析。2008年前后的一次课程，他决定以五四运动为中心，请学生搜集上至辛亥革命、下迄五卅运动的英文资料供课堂使用。

“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不管在西方还是中国，基本上没有学者用过这些资料。”王笛觉得，这些资料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角度，对那段历史进行观察，具有不菲的价值，后来便时常转给相关学者参考。

到澳门大学任教后，王笛逐渐萌生就此“写一本书”的念头，并于2015年起将它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写作课题。几年时间里，他陆续完成了9篇学术论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物。

“反响相当不错，其中7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超过我任何其他的课题。”王笛说，过去国内学界对中国1912年到1928年历史的研究，大都使用中文资料，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加以分析。“五四运动已经过了100多年，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角度？既然它受到当时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媒体的关注，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一部分内容？”此即这批论文的价值所在。

5月24日，王笛在《中国记事：1912-1928》北京首发式上

2021年初，对于从“论文”到“著作”的转化，王笛有了新的想法。“那段时间的历史错综复杂、波澜壮阔，中国正在经历一个转折时期，我觉得这个课题会有很大的读者群，不应该只给学者看。”

经过仔细思考和查阅资料，王笛花了两年多时间，重写了一部“大众也有兴趣阅读的作品”。从原先的“学术专著”到“大众读物”，《中国记事：1912-1928》可谓脱胎换骨，其中最为直观的便是篇幅，“从20多万字扩大到60多万字，从原来的9章增加到29章。”王笛说，这些新增内容，不少是为了让作品更加贴近读者，提高该书的“文学性”或“可读性”。

王笛将枯燥的学术语言转变为更亲近读者的文学语言，并采用了全新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法。例如，该书开篇讲述了司徒雷登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职期间，担任美联社特约记者报道辛亥革命的故事；第29章没有在1928年戛然而止，而是集中讲述了书中主要人物最后的结局，最终以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在杭州入土为安结束。写作上首尾呼应，苦心经营。

用历史非虚构的手法，写一部“具有可读性的历史书”

出于这样的内容和风格，《中国记事（1912-1928）》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不奇怪了。实际上，包括该书在内，近年来王笛已有5部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包括《那间街角的茶铺》《历史的微声》《消失的古城（增订本）》和《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此前，他的作品主要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学术性出版机构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其他四种王笛著作

“历史书写以前是‘两张皮’，要不就是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月河的《康熙大帝》这样的历史小说，要不就是历史学家的专业著作，每一个结论引用的资料都有历史根据，但通常只在学界内部小范围流传。”王笛说，新世纪以来，“历史非虚构”在国内日渐受到欢迎，它区别于历史小说和史学专著，可以视为一种基于历史事实的、“具有可读性的历史书”。

王笛说，历史学者搜集资料，会遇到很多很有趣的内容，但是过去那种历史写作方法，让我们缺乏讲故事的能力。“俗话说‘文史不分家’，真是有道理的。司马迁写《史记》，不就在讲故事吗？后来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历史写作成了分析和数据，干巴巴的怎么行呢。”他希望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尝试在表达上更有趣、更灵活、更接近读者一些。

王笛自己开辟这一全新写作“赛道”，源于2020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李磊编辑的一次约稿，经过双方反复商讨，把主题确定为王笛十分熟悉的“茶馆”。此前关于这一主题，他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研究探索，出版了两卷本学术专著。不过，“学术著作很难讲一些细节、故事，还留下了很多‘边角余料’。”王笛便把这一部分内容，以及学术专著中只能放进注释的诸多信息，以一种文学化的手法组织起来，写成了《那间街角的茶铺》。

《历史的微声》是王笛的书评集，如果按常规的方式策划出版，很难引起普遍关注。在李磊的建议下，王笛在书中新增了60页左右内容，专门写自己的“阅读史”，从自己阅读的第一本文字图书，一直到成为学者后乃至当前阶段的阅读故事，让这本“关于书的书”更受欢迎，获得了《亚洲周刊》“2022全球华人十大好书”荣誉。

对于“历史非虚构”写作者，在书中“讲故事”是他们的共同点，王笛的写作同样如此。但是，“我毕竟是研究历史的，很多观点是要有根据的，一定要根据历史证据来写，有多少分资料说多少分话。”

例如，在《中国记事（1912-1928）》第十二章中，王笛写了一位“王先生”（K.　P.　Wang）。1919年5月3日，他致信《纽约时报》，对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表达愤怒；后来，又有两位美国人加入笔战，《纽约时报》总共刊登了3人的5封来信。由于后者以英文原名发表信件，王笛没费什么功夫便查实了他们的身份，但追踪“王先生”却并不容易。

反复检索中英文资料库和网站，王笛首先查到“王先生”的英文全名，又据此确定了其中文名王伯衡。他这才清楚，“王先生”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回国后在《申报》等媒体任职，并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檀香山世界报业大会，后来还在保险业闯出一番事业。

让象牙塔里面的孤高学问，成为民众生活的鲜活记录

王笛的跨界写作，如今已经引起业界关注与好评。过去，他的学术专著曾经两度荣获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近年来，其历史非虚构作品，已经为他赢得单向街书店文学奖、首届吕梁文学奖等荣誉。

其实，王笛很早就开始关注文学，他过去有关成都的学术研究，便突破历史学界往往只依靠史志、档案等材料的局限性，将晚清民国时期的竹枝词和李劼人、沙汀等人的小说，也作为历史材料分析使用。

在他看来，写同时代的文学，无论小说还是其他文学形式，其实就是在记录历史。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以及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王安忆的《长恨歌》，金宇澄的《繁花》，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等书写上海的作品。“因为文学家写当代，实际上也是写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观察，当然有他们的主观立场，但是至少记录了当时的都市日常生活、文化、社会和普通人。”

王笛注意到，在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中，关注当代普通人的生活非常少。他甚至认为，在记载民众的生活史上，文学家往往比历史学家做得更好。因此，从为民众写史的角度看，杰出的文学家比历史学家所撰写的著作更生动、更接地气，“从某种程度来说，甚至更接近历史本身”。

王笛手绘的成都旧时街头风貌

王笛手绘的民国时期成都茶铺

这也是王笛倡导“公共史学”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历史不应该再是象牙塔里面的孤高学问，而是成为民众生活的鲜活记录。”他认为，通过口述史、微观史、非虚构写作等多元路径，将镜头对准被遮蔽的历史，不仅拓展了历史书写的维度，更让普通民众从历史的“旁观者”转变为“记录者”和写作者。正如《中国记事（1912-1928）》中的那位“王先生”，尽管他不如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诸如陆徵祥、顾维钧等人那样万众瞩目，却通过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纽约时报》上刊文这种方式，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为中国争取自己的权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了让写作贴近读者，王笛本人也在走进读者。近年来，他越来越多地接受媒体采访，参加各类阅读和文化活动。“把我的思考通过媒体平台表达出来，其实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贡献。”王笛说，“自娱自乐”当然也是一种做学问的方式，但历史学家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接受采访、参加活动多了，被问到的问题、表达的观点难免重复，王笛也不以为意。“思想就是要反反复复地讲，反反复复地传播，才能让更多人听到。现在这个信息社会，如果你只说一次，马上就被埋没了。时间久了，听到的人多了，大家开始思考、接受，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2024年12月11日，王笛在北京分享《消失的古城（增订本）》和《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

王笛打过一个比方：海面上的波涛往往由下层的“潜流”决定。因此，史学研究的关键不在于课题重要与否，而在于是否能够从表面平淡无奇的东西中间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王笛手上正在进行的研究和写作，也持续体现着他摆脱“精英视角”和“宏大叙事”的学术取向：三卷本袍哥研究，第一卷已经交稿，他计划在四五年时间内完成其他两卷的写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