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昀桀

在当代中国话剧版图中，以乡村教育为题材的作品并不鲜见，但话剧《大山里的萤火》却以独特的诗性叙事，将支教故事从奉献叙事的窠臼中解放出来，转而以精神共生的视角，重新诠释教育扶贫的深层意涵。

该剧通过火塘、暴雨、巧克力等意象的隐喻系统，在舞台空间中构建起一个跨越地理与心理的双重山海，既是对大凉山地理阻隔的具象呈现，亦是对城乡文化裂隙的象征性表达。

真正的文艺作品，需在叙事表层下埋藏精神的地脉。《大山里的萤火》以诗性笔触，完成了对中国乡村教育哲学的在地化书写。

地理山海的祛魅：舞台空间的诗学重构

舞台设计师通过火塘、木楞房、彝族服饰等符号，将大凉山的物质空间转化为精神符号的容器。

火塘不仅是取暖工具，更是知识传递的场域——王莹莹在火塘边批改作业时，跳动的火焰将她的影子投射到木墙上，形成“师者如炬”的视觉隐喻。这种设计呼应了彝族文化中火塘文化的集体记忆功能，暗示教育本质上是文化基因的唤醒与重构。

暴雨夜的追光戏，展现了空间叙事的先锋性。当木楞房的实体结构被抽象为几何光影，孩子们在雨帘中踉跄奔跑的剪影，与沙马校长佝偻的背影形成空间对位。这种虚实交织的舞台语法，既保留了彝寨的原始诗意，又解构了传统支教剧的写实框架，使教育叙事升华为对文明冲突与和解的哲学思辨。

心理山海的摆渡：角色关系的象征性嬗变

王莹莹与阿鲁的师生关系演变，构成全剧的核心叙事弧光。

从阿鲁摔课本的对抗，到暴雨中“轻拉衣角”的隐喻性和解，这一过程暗合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学”中的主体间性建构。剧中反复出现的巧克力，作为现代文明与乡土文化碰撞的物象，其意义在3个层面流动：既是物质奖励（王老师赠予），又是情感纽带（木呷的珍藏），更是文化中介（连接自我封闭与开放的符号）。这种多重意指，使教育过程呈现出列斐伏尔所言“空间生产”的辩证性。

主任的角色更具象征意味。当档案成为改变命运的通行证，教育便具有了福柯所说的“使人成其为人”的规训与解放双重性。而他在雨中紧攥档案的姿态，恰似本雅明笔下的“历史天使”，在废墟中守护着希望的碎片。

文化山海的对话：民族叙事的现代性转化

剧作对彝族文化的呈现，跳出了猎奇化、符号化的窠臼。

木楞房中的彝族歌谣，既作为背景音效营造地域氛围，更通过旋律的变奏参与叙事：初始段落苍凉低回，象征闭塞的文化生态；随着师生互动深入，旋律逐渐明快上扬，暗示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这种音乐叙事策略，与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形成对话——在这里，民族文化不是被消费的奇观，而是教育现代性生长的有机土壤。

此类土壤是编剧感知过的，来自沂蒙山区的他，深知中国乡村教育的重要性。当他在大凉山采风时，目睹孩童赤足踏过碎石路的瞬间，忽然想起童年时沂蒙山坳里那些背着竹篓跋涉求学的同龄人——两种地理空间、两种方言腔调，却在“知识改变命运”的母题下形成奇妙的和声。

这种跨地域的生命经验，让剧中的音乐叙事超越了简单的文化展示：歌谣的旋律变奏，实则是编剧对“教育如何激活本土生命力”的哲学应答。

哲思山海的升华：教育本质的诗性叩问

剧终时“索玛花未开”的留白，将教育哲学推向形而上维度。

索玛花“未开”状态，恰如阿多诺所说的“否定辩证法”——教育不是单向的启蒙，而是不断悬置与重构的过程。当孩子们追问“索玛花何时开放”，实则是叩问知识如何激活本土文化的生命力，而非将其置换为外来的复制品。

火塘蒸汽中逐渐清晰的“好好学习”的人生命题，构成极具张力的心理诗学，隐喻教育本质上是“水与火的辩证法”：既需要火塘般的温暖守护，又需要蒸汽般的流动性与开放性。这种对教育过程的诗性诠释，超越了工具理性，抵达了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哲学境界。

话剧《大山里的萤火》的诗性力量，在于它将教育扶贫的宏大命题，转化为个体生命经验的诗意流淌。那些在火塘边闪烁的瞳孔、暴雨中飞溅的雨滴、巧克力包装纸上未干的泪痕，共同编织成抵抗遗忘的记忆之网。

正如剧中反复出现的萤火意象——它们既非太阳般耀眼的救赎之光，亦非烛火般脆弱的希望符号，而是无数微小生命体在黑暗中自发形成的星丛。这种去中心化的光之哲学，或许正是中国乡村教育最本真的存在样态：不是单向的照亮，而是无数萤火在彼此映照中，共同绘制属于大地的星图。

韩昀桀，三级编剧，供职于成都市城市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