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榕

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未断层的文明来说，在社会思想文化中要弥合传统与现代的裂痕，整合民族文化本体，更需要当代人具备历史、普适与他者的眼光。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合时宜还是不合时宜，不是一个简单的与时俱进、跟风创新的问题，需要当代人探析其文化的核心文本，适时接续其传统之流。川剧悲情戏《重台别》，尤为引人思考。

一出老戏看似不合今人之时宜，却合人类之时宜。

该戏改编自清代小说《二度梅》，故事背景为唐代，讲述梅良玉与陈杏元二人深通诗词，许下婚约，但遭遇奸相卢杞暗算，迫使杏元出塞和番，良玉与杏元盟誓告别的故事。

该戏尤其考验演员的唱功。折子戏以陈杏元与梅良玉这对未婚爱侣重台分别为引，拉开序幕。从儿女之情到家国之仇再到民族之恨，哀、怨、悲、愤等情感递进，短短二三十分钟的演绎，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精神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别”是中国传统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主题。江淹《别赋》有云：“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陈杏元奉旨北上和亲，一赴绝国，是难与家人再相见，自然黯然销魂。

该戏以传统文艺叙事主题、惹人之别情破题，始于别情，却又不止于别情，口诛奸臣擅权，表陈明主不明、国弱受辱之悲愤。其创作囿于封建王朝这一历史背景，虽有人臣忠君、烈女死节等封建伦理思想的流露，但瑕不掩瑜，摄人之魂者在于对“义”的伸张。

陈、梅二人誓死不负彼此，是对爱侣之义的伸张；梅辗转讨口、为父申冤、状告奸臣，是对亲人之义、家国之义的伸张；梅愤慨国家遭受的异族威压与朝廷的苟全求和，是对民族之义的伸张。在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中，正义是不曾被时代变迁、社会更迭所湮没的精神辉光，也是当下的价值追求。

早至春秋战国，游侠任侠，剑客报恩，报个人恩义、抵抗诸侯国强权霸道；近年来，文艺创作应时而歌，出现了一批扫黑除恶、反腐倡廉的代表性影视作品，引发观看热潮。这说明，大众对正义的诉求是热切的。

朱光潜说：“读诗就是再作诗，一首诗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传统戏曲的写意性，为观众拓展了文化想象的空间，也赋予其根据自身生命情感经验再阐释剧作的可能性。

《重台别》虽为一出老戏，但其“义”暗通了近年来大众对反腐倡廉、强化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与心声。最终，传统戏曲的价值体系接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场域，以历史故事弘扬人类普遍的正义价值，以情感叙事直击观众的道德良知。没有复杂的叙事，没有夸张的舞台，化繁为简的真挚，最终撩动社会的神经。

一出老戏也有合古人时宜，不合今人时宜之处。

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冲突、交往、融合，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历程与文化发展的走向。文艺作为反映时代之变的历史记忆载体，时有指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民族问题，《重台别》亦然。

在传统戏曲中，民族史观的守旧不合今人之时宜。在该戏中，以陈、梅之口，直陈北上和番的屈辱，尊华贬夷，体现了传统史观中的“华夷”之辨。该戏对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刻画，凸显了传统史学中以中原王朝为中心、汉人为本位的民族斗争史观。

诚然，在清末该戏本诞生时，有其社会历史框架。而在当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成为共识，创作者应摒弃以某一族群为中心、本位的狭隘民族史观，平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用现代视角阐释传统戏曲中的民族关系问题。这不是对历史的背叛，而是对历史的生还。因为历史不只存在于过去，还生活在当下。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华夏与各民族在歌与诗、茶与马、牧与耕、战与和、合与分中，早已在经济、文化、社会层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依存的共同体关系。在戏曲创作中，应采用全域、多元、历史的视野阐释历史上的民族冲突、交往，展现各民族的共同体关系，不必抹杀冲突，不必追捧友好，不必隐去差别，不必标榜共美。

这样的戏曲创作，困难之处不在于展示民族冲突，而在于深刻理解民族冲突的根源。因此，需要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的介入，推动传统戏曲中民族史观念的更新。

此外，该戏中异民族的边缘人物的缺失，“边缘”民族角色仅活在他者的台词里，也是阐释民族问题失当的另一表现。地方戏曲应拓展叙事视角，给“边缘”民族角色留点舞台，让他们登场，让他们自己说话。

重新审视戏曲创作中的民族史观，打开地方戏创作的民族视野，也许是传统地方戏曲超越地方性，走向现代民族性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四川，作为汉、藏、羌、彝等西南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场域，勾连了藏彝走廊、茶马古道等历史上民族交流的重要经济文化走廊、通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拓展四川传统地方戏曲创作中的民族视野，不仅是书写四川传统戏曲的现代民族性之路，更是还原巴蜀文化的多元民族底色之举。

牟榕，四川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评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