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晨旭

小说《那时候的青梅竹马》，是杨红樱“告别”儿童文学写作后的第二部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2025年第6期）。翻开它，仿佛无意中拐进了一条弥漫着栀子幽香的成都旧巷子，苍痕依旧，却温暖无比。

小说上部以温情细腻的笔触，徐徐铺展出一幅生动的成都市井生活画卷。日常细节的累积，构成叙事的肌理，不疾不徐，充满生活的质感。进入下部，叙事的河流依然保持着温婉细腻，在情节的流淌中悄然完成升华。那种情感的演变，很难说是作者刻意制造戏剧冲突，而是在特定的成都空间与集体记忆中，像三圣乡的薰衣草那般自然生长、悄然分化。

这部小说的笔法，正如成都人泡茶馆的从容，在平凡琐碎中见奇妙，在道法自然的节奏里，让悸动与失落、释然与守护都显得真实而熨帖，其叙事美学颇值得品味。

地域文化：成都是叙事的灵魂

在小说中，成都并非故事发生的背景板，而是参与叙事的活体灵魂。地域文化通过语言、空间、饮食、时令等维度，深度融入文本肌理，成为塑造人物、推动情节、承载情感的核心力量，构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的文学成都。

首先，成都方言的运用，是小说的叙事底色与密码。

在人物对话中，大量使用方言词汇和特有句式，精准传递人物性格与市井生态。如蒋小哥的耿直、担当，通过“我向老唐保证，我一定要把你养活”的童言稚语，奠定了人格基调；“梁齁巴儿”这一看似戏谑却最经典的“歪号”，实则是民间对梁医生医术的至高认可，透露出成都人幽默表象下的务实与敬重，赋予文本生动的现场感与地域音律。

其次，小说中的成都，也是承载历史记忆、社会关系与命运转折的容器。

九思巷是小说的核心，其狭窄幽深的结构天然孕育远亲不如近邻的生态。几所公馆的变化，映射时代与命运的变迁，也成为人物命运的隐喻。其中，8号公馆的井台是叙事的关键舞台，母亲的早产、井水枯涸，象征邻里生态的消失；神奇的绿梅树，体现成都人对自然灵性的朴素信仰。

成都近郊地理，成为情节与情感的延伸舞台。如青城山之行，催化3人情感的微妙分化；尤其是三圣乡的荷塘月色、薰衣草田，是小哥事业理想的实践地，也是成都人休闲基因与时代创业精神的交融体现。这些空间如同磁石，将市井生活、个体成长与时代变迁吸附其中，形成独特的叙事磁场。

末次，成都的美食，在小说中也不单单是浮光掠影的地方符号，而是人情的纽带——日常滋味见证了真挚的点点滴滴。

小哥用猪油与秘制酱油拌出的“世界上最好吃的饭”，是物资匮乏年代对劳动的最高犒赏，更是3人童年情谊的味觉图腾；蒋公馆的糖油果子、粉蒸宴，既是江湖世家待客之道的体现，也隐喻蒋二爷对孙辈忠信义品格的期许；苏坡桥王大爷家的面疙瘩，用“刚从地里到碗里”的鲜甜，铭刻了成都乡民永恒的乡土温情。

更让人觉得值得学习的地方，是杨红樱把某些平凡甚至“上不得台面”的饮食，熔铸成了地方的精神符号。如在足球竞技比赛中，球迷的锅盔垫肚，胜利后啤酒狂欢的豪迈，将美食和城市荣誉感融为一体，使得这份城市集体记忆分外动人。

主题叙述：生命成长与城市精神

这部小说在温婉的市井叙事下，蕴藏着对生命韧性的礼赞与对成都城市精神的深刻诠释。或者说，在这部小说中，个体的成长轨迹与城市的气质相互映照，谱写了一曲关于坚韧、豁达与时代变迁的深沉乐章。

首先，小说中人物的成长历程，是成都人在时代土壤中坚韧绽放的缩影，尤其体现在3位核心人物身上。

梁小猫作为早产的脆弱生命，她的存活是奇迹。这一奇迹的背后，有邻里共同的呵护。她的成长还有情感的淬炼：对小哥从婴儿期的全然依赖，到青春期的懵懂爱恋，再到最终认清兄妹情本质后的释然，完成了从生理到心理的双重成长，展现了生命在爱与失落中的柔韧与通达。

小哥梁家雄，身上有成都男儿的“有情有义有担当”，其成长轨迹是成都平民精神的具象化。蒋义似乎很艰难地完成了从跟班到守护者的情感修行，他的成长是静水流深的深情坚守，体现了成都男人重信守诺的温情一面。

其次，小说通过人物命运与日常细节，生动诠释了成都人特有的生存哲学——“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

小哥是“拿得起”的典范。他在童年就能主动担起养育梁小猫之责，出狱后坦然寻找生计、创业；足球保卫战，有成都人面对挑战时外放的豪情与凝聚力，是“拿得起”的激情喷薄。

“放得下”就更多了，梁小猫对无果初恋的释然（“小哥永远是我的小哥”）；梁医生对子女背离中医世家的豁达（“强扭的瓜不甜”），均体现不纠结过往的智慧。

蒋二爷的“喜丧”，可以说是“想得开”的终极诠释：他预知大限将至，要求丧事当喜事办，要放鞭炮、打麻将、吃九斗碗。

凡此种种，均体现成都人在困境中的豁达韧性。

末次，小说将个人成长与家庭悲欢，置于改革开放前后至20世纪90年代经济勃兴的历史洪流中，使私人叙事成为记录城市风貌与集体记忆的载体。

一是历史伤痕的个体铭刻，如赵明达的盗窃未遂一案，体现了历史洪流中极少数人的价值混乱与人性扭曲；二是城市化进程的空间印记，如三圣乡的开发，记录了城郊生态农业与休闲经济的兴起，这是成都人安逸基因与市场意识结合的产物；三是邻里生态的嬗变，8号公馆从前店后居的中药铺，到梁姆姆去世后井水枯涸、人情渐淡，隐喻传统邻里如亲的市井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缓慢消解。

除以上外，这部小说令读者心弦颤动的，还有许多平凡至髓却诗意磅礴的瞬间：母亲扣眼上幽香的栀子、小哥手中热乎的酱油饭、苏坡乡大爷的那几句真挚邀请、足球之夜万人合唱的《真心英雄》——它们如市井青苔般不起眼，却汇聚成照亮成都的精神之光。这些细枝末叶，正是成都赠予我们的最晶莹的浪漫。

《那时候的青梅竹马》在成都的市井巷陌间，完成了一场文学意义上的道法自然呈现。小说将地域文化的基因（方言的鲜活、空间的烙印、饮食的深情、风物的灵性）编织为叙事的血脉，让九思巷的烟火日常，升华为承载成都人“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的精神胎记。

说它是青梅竹马的成长史，自然可以，但它更是一部用市井肌理与生命韧性写就的成都灵魂史诗——在栀子幽香与椒盐锅巴的烟火深处，我们听见了一座城市与它的儿女共同跳动的四川清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