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婧 李薇

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反思和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与海外传播很有必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投入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描述，呈现了多元共生的创作态势。其中，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少数民族作品，彝族文学（尤其是彝族诗人诗作）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创作中处于较为活跃的地位，其海外传播案例也较为典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彝族文学在国际学界被关注、研究，以国外的主动译介、客位视角研究为主，这对当代中国文学传播和译介而言，极富研究意义。

究其原因，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具有较为深厚的诗歌传统。

古代文学时期的彝族文化、文献的传统书写，均为诗歌形式的韵文诗体，其史诗文学以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并存。如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通篇用格律诗和对仗形式，表述了彝族特有的自然观念下的起源神话、英雄叙事与生态美学。

现代意义上的彝族当代文学，是在20世纪后半叶新文学的氛围中发生发展的，以诗歌形式为主要体裁。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彝族现代诗进入一个相当关键的转型阶段。在高考制度已经恢复、时代气氛的鼓舞下，各类诗歌俱乐部和诗歌社团运动活跃在当时的文学舞台上。不同流派的诗歌作为高校青年学生自我思想的表达的流行文体，也深刻影响到了坐落在诗歌重镇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

西南民族学院的彝族大学生们投身于彝族诗歌创作，在创作内容和风格方面，“十七年”文学的特征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对彝族民俗传统的表述与歌唱。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正是在1978年进入西南民族学院读书，并发表了具有代表性的早期作品《自画像》。

他在这首诗中写道：“其实我是千百年来/爱情和梦幻的儿孙/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次没有完的婚礼/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呵，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

此诗本质上是对本民族传说、习俗的文化表达，并透露出甜蜜而忧伤的诗歌品质。其诗歌特征尽管与以朦胧诗为主导的时代背景有高度的相关性，但也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有较大关系。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吉狄马加提出了这样的文学主张：“在现代文明同古老传统的矛盾中，我们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我们的父辈们也常常隐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惘。”

值得提出的是，吉狄马加开始个人文学创作的时代，也恰恰是国际学界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产的时代。其后，国际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行了大量的译介、传播、文学批评及学术研究。

近年来，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背景下，吉狄马加诗歌中的民俗表述与人类意识，在跨语际传播中成为十分重要的环节。

然而，目前对吉狄马加诗歌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文化身份表述与海外传播关系的研究还相对不足。国际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接受，是海外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路径和环节之一。加强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海外传播相关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展示国家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视，更是可以促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互通，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并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及中国文学多元一体发展。

主动译介与文化多样性：译者的文化选择与传播路径

在全球化时代，呼吁和平、对人权的保护、注重文化多样性等议题愈加被重视。同样，在诗歌翻译和交流方面，译者和批评家无疑也践行了这些人类面临的重要议题，选择具有明确文化标识性的作品进行译介和传播。吉狄马加出生在中国西南的大凉山彝族地区，其诗歌既包含了彝族古老文化传统中的象征与符号，又对接了中国文化传统，更兼具开放式的文化多样性表述。

吉狄马加的创作，对文化多样性的表述贯穿始终。

1999年，吉狄马加在《诗刊》发表的组诗中，一首的题目是《守望毕摩》，另一首的题目是《土墙》。这两个题目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地理空间。在《守望毕摩》中，他写道：“毕摩死的时候/母语像一条路被洪水切断/所有的词,在瞬间/变得苍白无力，失去了本身的意义/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故事/被凝固成石头，沉默不语”。

毕摩在彝族的社会历史传统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不仅担负着神职人员的职责，还掌握知识、文字和经书。然而，吉狄马加写到了毕摩和母语的消失，是带有忧伤和挽歌色彩的。和其他同时期彝族诗人要表达的一样，吉狄马加也在其民族志书写与叙事中，试图呈现毕摩对彝族文化完整性的意义。

而在《土墙》中，藉由文化多样性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

吉狄马加如是写道：“远远望/过去/土墙在阳光下像一种睡眠/不知为什么/在我的意识深处/常常幻化出的/都是彝人的土墙/我一直想破译/这其中的秘密/因为当我看见那道墙时/我的伤感便会油然而生/其实墙上什么也没有”。

诗人这里描述的是以色列的西墙而非凉山彝族的场景，但由此诗歌的世界性和空间延展性放置在读者面前。在字面上看，是一面土墙，而诗人又可以通过这样的表述，映射为彝族传统民居的土墙。这样的情绪显得更加复杂多样，具有多义性：既存在对民族文化传统弱化的担忧，也有对和平、不同群体之间隔阂、对人类、种族的思考。

如果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出发，文化多样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全球文化在类型和内容上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二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要彼此尊重和宽容。

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保护实践逐渐增多，其背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发表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质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

在夏威夷大学创立于1999年的综合性文学期刊Manoa中，吉狄马加曾发表了其诗歌英译本的专号。在专号的序言中，译者不仅对其诗歌做出了评论，还展示了更多的彝族文化传统，包括对彝族艺术品的展示，包括萨满诺苏物品的照片（卷轴、图画和一个网袋）。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民俗传统物品的图片的提供者，是华盛顿大学伯克自然历史与文化博物馆。

另外，专号在目录部分和诗歌中还陈列了一些花饰，这些图样来自郝瑞、巴莫曲布嫫和马尔子合著的《高山图式──中国诺苏彝族文化的传承》一书。这些诗歌以外的艺术展示，足以证明彝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同样，国际译者在翻译和国际诗歌交流方面，也践行了文化多样性主张，吉狄马加的作品传播主要体现在国际的主动译介方面。作为自“五四”后在海外出版诗集最多的国内诗人，目前吉狄马加诗歌外译出版有国际41种不同文字版本，出版国家达50个（见表1），这些数据证明了吉狄马加诗歌在海外的传播情况与影响力。

表1 吉狄马加译本海外传播数量情况表

表2 吉狄马加选集海外出版数量统计表

根据海外译本传播数量进行统计(如表2)，《火焰与词语》是吉狄马加出版量最多的作品集之一，包括21个译本，其中有西班牙文、罗马尼亚文、阿拉伯文、法文、塞尔维亚文等18种文字版本，单本收录作品文本113篇。

另外，《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被译为英文、亚美尼亚文、西班牙文、塞尔维亚文、意大利文、希腊文等6种文字，出版了10个译本；《时间》被译成捷克文、法文、西班牙文、韩文、俄文、爱沙尼亚文6种文字，出版9个译本；《为土地和生命而写作》出版了7个译本；《我，雪豹……》出版了英文、匈牙利文、波斯文等5个译本，《裂开的星球》译文版本包括葡萄牙语文、匈牙利语文、瑞典文、塞尔维亚文、希腊文；《黑色狂想曲》翻译了包括俄文、英文、希伯来文、克罗地亚文、加里西亚文等不同文字版本；《身份》则有意大利文、英文、保加利亚文、日文、阿拉伯语文等文字译本；《吉狄马加的诗》译成了英文、塞尔维亚文等不同文字版本译本。

经历过其早期的民俗传统主体性创作，吉狄马加后期的创作则更加倾向于对文化多样性的表达。

对彝族文化传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文明，吉狄马加认为二者是兼容的。他曾在与印第安诗人西蒙·欧迪斯的对话中提及：“彝族人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有自己的历法，自己的文字，有自己的生活哲学，有完整的价值体系。这对彝族人来说，尤其是对我个人来说，意义非常重要。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一个多民族成员之一，我们要明确一点：中国灿烂的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在这一点上，我历来坚持民族不分大小，每一种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

关于吉狄马加所提倡的文化多元，非洲诗人瓦塔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有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也是输出全球化的一种力量。因此，中国也重视各民族的文化、精神以及世界民族的文化价值的多样性。

在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传承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如何在现代化语境下坚守传统文化的本土性和时代性，显得尤为重要。在全球化视野中思考不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文化价值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在国际文化交流愈加频繁的环境下，对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进行对话和交流，更要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巨大张力中，对文化的传统性、现代性、多样性和同质性进行协调。实际上，这既是尊重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主张，也是对多样性的中国话语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

1990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念。这样的观念，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理解文化交融的含义，也有助于中国多元文化与文学的传播。

关注“共同命运”：书写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社会

人类、世界及世界文学的关系不言自明。

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是在对话中产生，更是源于他对中国作品的接受。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的概念意味着人类所创作的文学文本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相通。

大卫·达姆罗什则认为：“世界文学本身即孕育于不同文化之中，因此我们无需在全球视角下的体系研究与无限的文本研究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针对特定文化体系乃至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定能使我们受益匪浅。”

在文学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实践一直在进行着。吉狄马加的诗歌不仅限于对彝族文化传统的表述，还对世界、人类、生态文明有着十分深入的思考。

早在20世纪90年代，吉狄马加的诗歌《古老的土地》就展示出其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到处是这样古老的土地/婴儿在这土地上降生/老人在这土地上死去……”诗中歌颂了世界各地土著的民族的生命活力、创造精神和历史贡献。在对生命的理解上，诗人并没有局限于个体生命的生存与死亡，而是思索土著民族生命系统从远古到现在的无限延展。

如前文所言，文化多样性的提出，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同样内置在吉狄马加的新诗写作中，并将其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吉狄马加曾发表过一首关于书写汉族保姆的诗歌。诗歌中写道：“就是这个女人，我在她的怀里度过了童年/我在她的身上和灵魂里，第一次感受到了/那超越了一切种族的、属于人类最崇高的情感/就是这个女人，是她把我带大成人/并使我相信，人活在世上都是兄弟”。

在其诗歌书写中，越过了彝族特定地理空间的局限，顺着文化共通性原则，对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地域进行延展。不再局限于本民族，还对世界所有古老的原著民族的普遍命运进行关注，这是对人类命运的歌颂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诚然，吉狄马加笔下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与其个人的阅读经验有较大的关系。正如俄罗斯作家在《火焰上的辩词》上书写的序言中所言：“吉狄马加是一位实践的理想主义者，当下需要这类理想主义者。他身上充盈着对人类的爱，足够与我们大家分享。”

吉狄马加曾直言对聂鲁达诗歌的接受。除《马楚·比楚高峰》外，他还比较认可聂鲁达晚年的诗作，原因在于“他对死亡、对终极关怀的思考，对神秘的自然、对宇宙的思索，都比他早期的诗歌要复杂得多，精妙得多，耐人寻味得多”。

作为中国极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诗人，吉狄马加在其早年的阅读体验中，对聂鲁达的诗歌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由此，他的创作也受到聂鲁达诗歌的影响。这种影响展示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也彰显了世界文学资源对中国诗人的滋养。在吉狄马加的世界性表达中，不难看出他对彝族传统民俗的摹写，实际上延展到了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吉狄马加诗歌的世界性，亦与其汉语书写息息相关。彝族学者阿库乌雾曾提出“混血诗学”的概念，他认为彝族诗人们恰恰是“通过汉语的认同与运用，更大可能地接受了异族文化、外域文化及时代新文化对其文学创作全过程、多层次的影响”。当然，彝族文化传统中的世界性，也藉由汉语书写而延展到中国当代诗歌话语体系中，为中国新诗版图的构建增添了一抹亮色。

奥地利诗人赫尔穆特·聂德乐对吉狄马加的长诗新作《裂开的星球》的评价，也是基于世界性展开的。他的阅读体验在于：“近年来，诗人们一直都在以低沉却坚韧的声音谈论和歌唱一种包括所有地区的改变。而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以独特的方式懂得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一方面，他知道人类的自我教化和世界的进步更新是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的……吉狄马加作为一位博学的诗人，点出了一组同行的名字，他们工作在不同时代的各个大洲上，形成了一种接力，即使各自处于艰难境地，也让进步更新的梦想保持鲜活。”

如何实现民族话语和世界话语的连通，是吉狄马加运用诗歌所做的探索之一。作为吉狄马加诗歌最主要的英文译者，梅丹理认为：“吉狄马加运用汉语了解到世界上很多其他民族的诗歌，并且将视角整合到彝族诗歌中，这正是作为世界诗人的复杂而多元的性格。”

关于这一点，作为吉狄马加较为晚近的创作，《裂开的星球》也彰显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照。在灾难和困境面前，诗人观照的不仅是每一个个体，而是将人类作为共同体进行看待，并尝试寻找一条救赎之路。

葡萄牙诗人在评吉狄马加长诗《裂开的星球》时说道：“他没有描画乌托邦的场景，在诗人的笔下，我们的星球已被撕裂，因此他描绘了一种负面的力量，它把人类引向了猜疑和绝望的境地，以此呼吁用美来抵消负面的力量。诗歌创作自有其美，同时也蕴含着明亮的指向，它总会让生命化为战胜死亡这关键一步的动力，但人类只有携手并肩方可迈出这一步。”

在城市化发展迅速的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命运越来越趋同。吉狄马加显然已经注意到人类文化传承与共同命运的议题。

在2016年的一场对话中，吉狄马加明确表示对人类未来的关注。他提到，在世界面孔变得越来越相像、古老的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越来越难以为继、语言消亡和物种灭绝的当下，诗人不应该缺席，而是要用诗歌义无反顾地去见证这个时代，去审视和书写当下的人类社会：“我想通过诗既能表达一个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同时它又能发出一个民族集体的声音，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一切都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

2022年，吉狄马加的长诗《应许之地》在《十月》首次刊登。后来的作品出版了9种语言版。《应许之地》刊登后，在国内外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塑造着他关于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书写和认同意识。

国际接受视野下的生态主义与“宇宙诗学”表达

在国际学界，宇宙诗学近年来跻身为现代主义诗歌理论的关键词之一。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曾在《虚无诗学：亚洲思想在美国诗歌中的嬗变》一书中，提到“现代主义宇宙学”的概念，并试图从这一概念中引申出对中美诗歌的讨论。

进一步用“宇宙诗学”概念阐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马克·本德尔。在他的批评实践中，将“宇宙学”这一哲学概念与彝族文学相关联。

生态主义书写一向与“宇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史的向度来看，生态书写源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愈演愈烈而出现，其代表性的书写是《寂静的春天》。这部书意味着世界生态文学书写的开端。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主义书写逐渐发展。这一时间节点，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创作兴起十分接近。

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生态主义写作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有论者认为，生态诗歌的主题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为对生态现状的批判、对问题根源的反思、对自然奥秘的感悟以及对诗意家园的建构。

实质上，这种联通的时间线更为古老。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浩如烟海的史诗和典籍，始终贯穿着与生态主义相关的论述，尤其是在多民族史诗及其他相关的文学样式中，处处体现了人类早期对生态、自然、世界、宇宙的想象及表述。以彝族史诗为例，《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均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观及生态意识，发人深思。

马克·本德尔是国际学界专门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代表性学者，他的研究多聚焦于彝族文学。他曾以《当代语境的宇宙学想象》为题，观照彝族文学的特征。

在这一研究里，他指出，不管是彝族的口传史诗叙事，还是与彝族史诗相关联的作家书写，都可以看到作家诗人们对民俗文化传统弱化消失和对生态变迁的思考。这些作品的表达媒介和其他艺术形式（如雕塑、绘画、节庆仪式）等一起，共同构成了宇宙学视野的史诗本体。

基于这样的世界观和文化传统，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中也存在生态主义的写作倾向。

作为凉山彝族的重要创作者，吉狄马加与其他文学创作者同样，也深受彝族创世史诗的精神滋养。在阅读吉狄马加的作品后，马克·本德尔认为其诗歌《獐哨》“是讲述者以卷曲树叶吹响模仿雌獐的声音来写的。在引诱并用火枪射杀了公獐后，他感到羞愧和悔恨——而不是兴高采烈地把猎物带回家。在讲述者的言辞中，读者能感受到一个猎人正在从事一项对后代很不利的活动时矛盾的情感”。这一考察可以证明，吉狄马加在英文世界的接受是与生态主义意识密切相关的。

在吉狄马加前期的诗歌中，作为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的大凉山和民族性的延展，间接为研究少数民族诗歌的生态主义提供了依据。其较为晚近的作品《我，雪豹……》，源于诗人自发的有意识的创作过程，集中体现了少数民族诗歌与生态主义的多样性投射。

在诗中，吉狄马加写道：“我是雪山真正的儿子/守望孤独，穿越了所有的时空/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我守卫在这里——/在这个至高无上的疆域/毫无疑问，高贵的血统/已经被祖先的谱系证明/我的诞生——/是白雪千年孕育的奇迹/我的死亡——是白雪轮回永恒的寂静”。

单从诗歌艺术上来看，此诗的句式排列和吉狄马加早期诗歌《自画像》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之处在于，诗歌所展开的地理空间却从大凉山转向了雪山，实现了地理空间的再次延展和复式叠加。

另外，“诞生”和“死亡”这类在诗歌中永恒的母题，亦开始指向生态话语。人与自然，雪豹与自然，这种微妙而紧张的生物链关系灵动地跃然纸上，恰好暗合了彝族史诗中的生态意识与自然观。

在下一节，诗人写道：“我在山脊的剪影，黑色的/花朵，虚无与现实/在子夜的空气中沉落/自由地巡视，祖先的/领地，用一种方式/那是骨血遗传的密码/在晨昏的时光，欲望/就会把我召唤穿行在隐秘的沉默之中/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会去，真正重温/那个失去的时代……”

有学者曾认为，此类的少数民族文学生态书写正是“民族文化生态悲歌”。显然，类似于“失去的时代”式的挽歌，在吉狄马加的世界诗歌创作中，民族志和地方性知识的生产内化成为生态主义文学的一部分。

作为凉山彝族诗人，他同样具有与自然环境、山川河流一体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当吉狄马加在《我，雪豹……》中展示出生态主义面向时，也是对自身经验的反射与延展：“我却相信，宇宙的秩序/并非来自于偶然和混乱/我与生俱来——/就和岩羊、赤狐、旱獭/有着千丝万缕的依存/我们不是命运——/在拐弯处的某一个岔路/而更像一个捉摸不透的谜语”。

无论是雪豹和其他动物“岩羊、赤狐、旱獭”之间，还是动物、植物与人类，在吉狄马加笔下，尤其注重微妙的生态平衡性。

生态诗歌将生态关怀作为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取向，其实质是对自然采取一种环境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并以保护、恢复或改善自然环境为宗旨，焦点始终离不开生态、环境、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罗马尼亚作家欧金·乌里卡鲁看来，《我，雪豹……》一诗是生态主义的。他认为：“雪豹作为一种珍稀、神奇的动物，象征着高贵、孤独和纯净冷峻的高度魅力，而这首壮美且赋予启示的诗作，以心灵的富有和敏感触及人类生存之绝境。这首长诗为中国诗歌通向现代之路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也为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诗歌的多样性提供了一种路径。”

匈牙利汉学家、文学翻译家芭尔涛·艾丽卡，认为吉狄马加用史诗的韵调表述自己的思想和隐喻。《我，雪豹……》作为一首独白体的长诗，通过一只生长在高原峭壁之巅的野兽之口，以无可仿效的节奏、韵律、笔触和意蕴，讲述了诺苏人古老的情感、愿望、信念和思想，为生命和自然的和谐理想唱了一首颂歌。

这首诗的传播，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与传播的现状中极具代表性。出版于2006年的英文版诗集《我，雪豹……》被世界上29个国家的图书馆收藏；2017年，《我，雪豹……》成为第一部译成匈牙利语的当代中国诗人的诗集；2020年，被翻译成立陶宛文出版。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吉狄马加作品的译介和传播，这部作品逐渐被世界各地读者所熟知并产生广泛影响。

在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界，吉狄马加的诗歌一直在进行传播、被接受。在北美学界近年来最富有影响力的3部中国文学史中，包括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一书。其中，研究彝族文学的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负责撰写“少数民族文学”章节。他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涌现。他们被纳入到多元化的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比如彝族的诗人吉狄马加。”

可以说，吉狄马加的书写，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具代表意义的切面。更重要的是，他的海外传播及影响，为理解当代中国、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照。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归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与共情。文化、习俗、传统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文化多样性、生态主义等理念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经之路。作为当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吉狄马加不仅在书写个人之诗，还在书写与时代命运相关的现实之诗、时代之诗，以及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人类之诗。

【此文选自2025第6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多民族艺术交融与中华民族认同研究”（编号：20ZD2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