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戏剧家协会指导，陈智林任艺术总监，张平导演的川剧《欧阳修》，6月27日和28日晚在成都首演。该剧以独特的回忆笔法，回溯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跌宕起伏又心怀天下的一生。川观新闻文化频道和四川日报《天府周末》“西岭雪”文艺评论版，特别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对该剧展开评论，以飨读者。

刘海琨

川剧《欧阳修》整体风格融合传统川剧的唱念做打与现代剧场美学，以恢弘叙事与诗意写意交织的方式，展开对北宋文学巨匠欧阳修一生的追溯。剧作采用倒叙结构，以暮年欧阳修与弟子苏轼、苏辙、曾巩共叙旧事为引，通过一系列闪回，串联起三度贬谪、力主新政、诲人不倦的生命篇章，塑造了一位可亲、可感、可敬的文坛宗师形象。

文气：风流未减是文章

欧阳修一生，文章盖世，风流自成气度。剧作从史料根基入手，结合生活化细节，勾勒出一个有风骨、有风趣、有风情的才子典型。

开篇设定于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奉诏承担《新唐书》本纪、志、表的编撰与全书统稿重任。面对苏轼、苏辙、曾巩3个门生，他出一题考问：“一匹飞马踩死一条狗，应当如何书写？”苏轼云：“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苏辙曰：“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曾巩亦拟长句。欧阳修却只写5字：“逸马杀犬于道。”简洁精准，体现出文贵简练的史家之道。

这种才情之韵，贯穿于剧中的生活化描写。在第二场“花灯会”中，剧作虚构欧阳修与发妻薛氏邂逅的浪漫段落，颇具《西厢记》式的文人风情。

上元佳节，灯火辉映，游人如织。欧阳修随友赏灯，偶遇才情出众的女子——户部侍郎之女薛四小姐。薛小姐巧设灯谜，欧阳修对答如流。听其作答，薛小姐不禁脱口赞叹：“此君虽无潘安貌，句句珠玑出九皋。文气焕彩星光耀，诗入芳心起春潮。”丫环因其家世寒微欲阻之，幸得梅尧臣从中撮合，道出“此人便是作《浪淘沙·把酒祝东风》者”。这一段戏结构紧凑，语词隽永，通过语言的精致铺陈与人物关系的层层递进，将一场文人邂逅演绎得生活化而不流俗，风雅而不做作。

整个剧作中的欧阳修，既是史官、词人，更是风骨与风情并重的士人。他既能在朝堂上以犀利笔锋批时弊，又能在花灯夜市中巧对香闺芳华；既有“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担当，也不失“举杯邀月”之浪漫。川剧《欧阳修》以舞台的方式，勾勒出一个文人的理想人格形象。如此塑像，使欧阳修不再是史书中的符号，而成为观众眼中可亲、可信、可感的文化人格的化身。

文胆：万言奏疏敢直言

除了才情，《欧阳修》更着力刻画其“文人之胆”。

在“庆历新政”一幕，欧阳修作为改革核心人物之一，力主“明黜陟、抑侥幸”，大刀阔斧改革官制。唱词中更借欧阳修之口指出：“若不革此弊，官皆私门之党，国何以治？”这一政治主张，直指官场痼疾，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尤其激起了保守派与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弹。

这场戏以“满堂对列”的编排，展现改革与守旧势力的正面交锋，背景墙悬挂仿宋代木格照壁，象征体制秩序之重。灯光从上而下投射，形如天命裁决，强化“孤忠之辩”的氛围。欧阳修唱腔刚劲，力陈利害，而守旧派以“朋党”之名加以攻击。高潮处，众臣交头接耳、面露冷笑，形成压迫感十足的氛围。这一幕不仅塑造了欧阳修“敢言之胆”，更书写他守正不阿的人格风骨。

尽管欧阳修竭力辩护，甚至撰《朋党论》澄清视听，仍难挽败局。新政遭废，他被贬滁州。在“夜行赴贬”这一幕中，舞台为冷蓝色调，背幕现远山、孤月、水影、荻花剪影。酒坛掩映于丛荻之间，形成“醉”与“寒”的双重意象。

欧阳修低唱四忧：“忧小人邀新宠，忧新政被断送，忧君子皆罢黜，忧江山缺金瓯。”这一唱段低缓深沉，唱尽一位文人对家国命运的无力与不舍。惆怅之际，欧阳修母亲登场，引发回忆：幼年父亡，家贫至极，折荻为笔，沙地为纸，从“画荻教子”中习得笔耕不辍的初心。

这一荻花意象，在舞台上形成全剧象征性母题——其一笔写尽峥嵘岁月，也承载清贫家教与精神赓续。

在母亲劝导下，欧阳修重拾初心，振作精神，于滁州推行地方新政，劝课农桑，兴办义学，施行宽简之政，使一方百姓得安养。唱词中云：“水入渊泽蓄势久，他日也做浩浩流。”

文人之胆，并非一味硬刚之勇，而是知进退、明权衡的从容与沉毅。欧阳修在落魄时不自怨自艾，而是守住内心的光亮，于困顿中积蓄力量，于沉潜中等待时机。那种不以成败论英雄、不因贬谪改志向的千钧之力，恰是“文人之胆”的最高境界。

文脉：传道授业有人继

一位真正的文人，其意义不止于一时之政，而在其文脉传承。欧阳修之“文”，不仅是文章风骨，更是一种为学、为人、为政的整体境界。他之所以被尊为“一代文宗”，不在于名篇若干，而在于培养出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等北宋文坛中坚，开创“唐宋八大家”之一脉。剧中对此传承有两段重点书写。

一为滁州山林之乐。新政小试得效后，欧阳修邀晏殊、范仲淹、梅尧臣等共游琅琊，春山如洗，泉声潺潺。舞台以远山蓝绿设色，亭台、垂枝、光影交错，构成一幅春游图卷。酒酣之际，他提笔写下《醉翁亭记》，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唤起文风转向自然、体察民情的新文风，一时洛阳纸贵。

二为贡院科举审卷之争。嘉祐年间，欧阳修任主考官。他深知“文风即仕风”，文风不正，则仕途功业皆失其本。他洞察当时科场中“太学体”之弊，诸生文辞堆砌、空洞华靡，脱离现实，不通政理。为拨乱反正，他在考试中大胆黜落浮靡文风，排除条子推荐，唯才是举，最终拔擢苏轼等后起之秀。

剧中一段贡院门外的群众戏颇具张力，太学生围堵状元榜，怒指欧阳修“以朋党挟私”，欧阳修临场自辩，指出文章之弊：“文词艰涩、食古不化、脱离现实。”他对太学生既有严责，更怀关切：“文章为天下而作，不可为名而作。愿君等明年再试，当鸣惊人。”舞台于此化严为温，演绎出“文章关乎国是，教育关乎风骨”的士人风范。欧阳修之传道授业，不仅传文章技法，更传士人气节与为官之道。

在他与苏轼的交往中，师生情更近似忘年知己。剧中多次展现苏轼对老师的理解与尊敬，也展现欧阳修对弟子命运的关切。在新政失败后，他劝苏轼“刚强易折”，须“作壁上观”，显然是将半生跌宕沉浮化为经验传授。庄子曰：“安时而处顺。”欧阳修以自身颠沛起落，塑造了处世旷达、心怀苍生的文人之范。

结语

川剧《欧阳修》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人物传记剧，而是一部将文人精神通过舞台艺术加以复写与再造的作品。它以荻笔为喻，以文气为骨，以文胆为魂，以文脉为延，勾勒出一个既有铁骨担当，又不失风流雅致；既能济世经邦，又甘教书育人的古代士人形象。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欧阳修的壮阔人生，不只写在纸上，更立于人心。

刘海琨，四川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评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2025年度四川文艺评论中心“有腔有调”川剧青年评论人才孵化项目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