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岁转身，杨红樱推出新作《成都往事》：把成都茶馆里的闲谈、巷弄里的烟火，好好讲给世界听|川观书评

火爆的现场

四川在线记者　肖姗姗

7月19日，成都市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内，此起彼伏的成都方言中，著名作家杨红樱携新作《成都往事》亮相。这位儿童文学作家，在60岁完成了一场“蓄谋”半生的转型。

从儿童文学的纯真世界到成人文学的市井烟火，她用240万字儿童文学创作积累的笔力，为故乡成都写下了一部虚实交织的“城市传记”，让那些藏在公馆巷弄里的老时光、融在方言美食里的精气神，在字里行间活了过来。

转型里的故乡情

“我为孩子写作40余年，《成都往事》是我给自己写的一本书。”首发式现场，杨红樱的话语里带着卸下重担的轻松。从19岁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起，她用22年打磨30本《淘气包马小跳》，以19年光阴完成30本《笑猫日记》，总计240万字的创作，让马小跳的调皮、笑猫的智慧成为几代孩子的童年注脚，影响深远。

而这一次，她的笔尖转向了自己——那个在成都巷弄里长大，后来在北京生活十几年，却始终被故乡萦绕心头的“真资格成都人”。“离开成都才懂这座城市有多让人眷恋。”杨红樱坦言，60岁的她创作《成都往事》，是想为成都留下记忆。书中的人民公园、大慈寺、九思巷都是真实的地理坐标，九思巷在羊市街和平安桥街之间，这个名字在她看来颇有文化意味，“我更愿意相信‘九思’出自《论语》中的‘君子有九思’，这是人格教养的精华，也是老成都人骨子里的修养。”

书中的人物，则是她将童年见过的巷弄街坊、公馆故事重新编排，“就像把散落的老照片拼贴成相册，让老成都的魂灵在故事里重新呼吸。”这场转型并非一时兴起。在儿童文学的世界里，她始终藏着对故乡的眷恋——《笑猫日记》里偶尔闪现的成都方言，《淘气包马小跳》中隐约可见的市井气息，都是这场“蓄谋”的伏笔。如今，她终于可以用成人的视角，把那些成都人身上的特质，那些茶馆里的闲谈、巷弄里的烟火，好好讲给世界听。

杨红樱

“真资格的成都人”

“真资格的成都人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杨红樱在《成都往事》中写下的这句话，道尽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首发式现场，她拆解着那些从老成都肌理中生长出来的角色——他们是虚构的，却比真实更鲜活。

8号公馆与90号公馆是故事的核心舞台，女主角小满就住在这里。她曾被选去唱清音，三段恋爱爱得纯粹、分得洒脱，最终嫁给一个“一辈子在构思长篇小说”的平凡男人。“成都女人就是这样，不在乎对方有啥，只图一颗真心。”杨红樱说。小满的人生轨迹里，藏着对生活的通透：面对初恋因高考远走，她不纠缠；面对众多追求者，她清醒选择“一颗真心”；当丈夫患上尿毒症，她扛起家庭重担，用自行车载着他去透析，于困顿中见韧性。

蒋二爷则是老成都男性的代表。作为考古组织成员，他总在邻里间调解纷争，甚至在成都解放前默默参与地下党工作。“他身上有老成都人的温润和担当。”杨红樱说。书中还有踏实善良的小哥、开心果王宝器等男性形象，各有特质，共同构成“柔中带刚”的群像。

此外，无私托举晚辈的梁姆姆、纯洁文艺的钢琴女孩小双、孤高而不将就的斯小姐等女性角色，也在九思巷的烟火里交织。他们的家长里短、情感纠葛、病痛苦难，构成了成都人的精神图谱。就像反复出现的人民公园，既是喝茶聊天的闲适场所，也曾见证时代风云，这些人物也在历史洪流里，活出了从容与坚韧。

老成都的DNA

翻开《成都往事》，不仅能读到文字，还能闻到香味、听到声音。四川人民出版社为这本书设计的“立体阅读”体验，让老成都的味道触手可及。封底的二维码可扫码收听成都方言片段，那些“巴适”“安逸”的语调，瞬间把人拉回巷弄深处；书中穿插的卡通卡片还原了“（火巴）耳朵”自行车的模样——男人骑车带着妻儿，车斗里坐着妻子，这一幕正是书中小满与丈夫的生活写照。

“当年成都街上最多的就是这种自行车。”杨红樱笑着回忆，“就像都江堰的水懂得进退，成都男人的‘（火巴）’，是对家的温柔担当。”而文字里的成都味，更是让人“香晕过去”。

杨红樱笔下的麻婆豆腐，有“麻、辣、烫、香、酥、嫩、鲜、活”八字箴言：花椒必用汉源的，豆瓣得是龙潭寺大红袍辣椒做的，豆腐要嫩得闻不到石膏味，臊子要炸得金黄酥脆，最后撒上翠绿蒜苗——这哪里是写菜，分明是在写成都人对生活的讲究与热爱。

书中的插画更是精准复刻了老成都：可能是人民公园的盖碗茶，茶客们摇着蒲扇闲谈的竹椅；羊市街里曾经拉响过的手风琴；公馆里叮铃作响的旋转拨盘电话机；邻家姆姆踩得风生水起的缝纫机……杨红樱笑着回忆，这些细节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刻在她记忆里的“老成都DNA”。

青年杨红樱

城市的留言本

“杨老师的书是我和学生的‘密码’，孩子们写作文时，总忍不住用马小跳的调皮、笑猫的智慧作比喻。”首发式活动中，一位语文老师的分享引发全场响应。而如今读到《成都往事》，她更感受到“长大后的触动——那些回锅肉的香气、茶馆里的闲谈，都是刻在成都人骨子里的印记。”

这种触动，来自杨红樱对故乡的深情。她说，这本书不求成为“巨著”，只愿做“城市的留言本”。就像书中角色那样，成都人总能在时代浪潮里保持从容，于生活褶皱中见豁达。

而今，《成都往事》里的故事或许仍在某个巷子里继续。形形色色的身影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杨红樱用文字完成了对故乡的告白：“除了对成都的热爱，还有感恩：我感恩成都给了我成都人的脾气，成就了有性格的我，柔韧又有足够的松弛感；我感恩成都给了我成都人的活法，顺其自然不强求，坦坦荡荡，无忧无虑。”

当人们翻开《成都往事》，读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更是一种历经岁月沉淀的生活哲学。这或许就是杨红樱60岁转型的深意。

【专访】

四川在线记者与杨红樱（左）

把藏了40年的成都故事倒出来

为自己心里那点念想写

记者：您已为孩子写作40余年，为什么突然转向成人题材？

杨红樱：其实也不算突然。我给自己立过大目标，做事情一步一个脚印，写儿童文学时就想塑造真正的孩子形象——马小跳是淘气包，会犯错、会改正，这才是成长。写了二十几年，他真的住进了孩子们心里，成了他们的精神伙伴。到了60岁，我就想，该为自己写一本书了。

记者：从儿童文学到成人文学，很多人觉得是冒险，您不怕吗？

杨红樱：成都人的性格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我不会患得患失。作家最终是靠作品说话的，读者觉得好才是真的好。我不为名气写，就为自己心里那点念想，反而没压力。

记者：是什么让您非写成都不可？

杨红樱：离开成都十几年，在北京每天都在努力生活，反而越来越想念故乡。人就是这样，离开后才知道有多爱。我想把成都的记忆写下来，不是口号，也不是矫情，是真的想给这座城市留个念想，也算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

记者：转型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杨红樱：其实没觉得难，反而轻松。写儿童文学时，要考虑孩子的成长，要潜移默化地教他们道理，像马小跳，每一步都得琢磨“这样写对孩子有没有帮助”。但写《成都往事》，我就解放了，不用想那么多，就写我记忆里的成都，那种自由是前所未有的。

四十年积淀是写这本书的底气

记者：您说这本书是“四十年的文学积淀”，具体指什么？

杨红樱：从19岁开始给孩子写书，这四十几年的写作经验，都是写《成都往事》的底气。小时候在成都看到的美人、听过的故事，像种子一样埋在心里，到了60岁，笑猫日记30本都写完了，时机到了就发芽了。幸好当年没写，那时候笔力不够，现在写起来才游刃有余。

记者：创作前有完整的计划吗？

杨红樱：没有。我不是先搭好框架再填肉的作家。那些公馆、街巷、人物，都是童年生活里有的，我只是把它们重新安排，让它们在纸上活过来。就像成都的小巷子，弯弯绕绕，走着走着就有新发现，这本书也是这么“逛”出来的。开始的时候，也不晓得写出来对不对，就一边想一边写，跟画素描一样，一个个人物被勾勒出来，最终很自然地成为了《成都往事》。

成都气质藏在字里行间

记者：您觉得成都最迷人的气质是什么？

杨红樱：容忍和松弛。这地方的人，再大的事，睡一觉、喝杯茶，第二天照样过日子。为啥成都这么迷人？就是因为这种性格。书中的人物，不管是小满还是蒋二爷，身上都有这股劲儿。

比如小满，三次恋爱，不合适就分开，不纠缠不抱怨，这就是成都女人的“想得开”；蒋二爷，遇到事不慌，总在中间调解，这就是成都人的“松弛”。还有“（火巴）耳朵”，看着是调侃，其实是家庭温暖，成都男人知道什么时候退，什么时候让，这也是松弛的一种。

记者：为什么要用方言来创作这部作品？

杨红樱：一开始我就决定要用成都话，这是“成都”往事嘛。成都话非常有魅力，自带韵律，能把情绪揉得恰到好处，不用翻译，读者也能懂那股味儿。

记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哪个人物是最让您觉得信手拈来的？

杨红樱：像小满这个人物，就特别自然。她身上有着典型成都女性的特质，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在构思的时候，她的形象、语言、行为就好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不断播放。我不需要刻意去雕琢，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就像是我真的认识她很久了一样。

60岁，依然可以重新出发

记者：《成都往事》的第一个短篇《小满》最开始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

杨红樱：对。我至今跟《人民文学》这边不熟，也没说我是谁，就这么投过去了。编辑说：“你这个起点太高了。”其实我就是想为自己写本书，没想到能得到这么高的认可。发表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编辑来问我：“你是那个杨红樱吗？”

这也给了我一颗定心丸。原来抛开“儿童文学作家”的标签，我的文字依然能站得住脚。这让我更坚信，好故事不分题材，不管是写给孩子还是成人，核心都是对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