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岭雪·文艺视评（131）

李馥均

与传统抗战片不同，电影《南京照相馆》没有聚焦宏大的战争场面或英雄人物，而是以邮差、照相馆学徒、翻译官与戏子、照相馆老板一家等平民为视角展开故事描述。这种普通百姓的视角，使观众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尤其是当角色面临生死抉择时，剧情展现了人性光辉与民族大义。影片通过方言差异，呈现南京的多元文化特质，增强了历史现场感。 ‌

控诉暴行的证据

电影中，日本军队带着侵略者的傲慢，试图通过镜头建构一个符合日本军国主义叙事的南京形象：日军对小孩的“慈爱”，社会秩序的“恢复”，中国民众拿旗“欢迎感激”的场景。

然而，金老板教苏邮差在暗房洗照片时，当他们小心翼翼地复制这些照片时，实际上是在进行一个双重“显影”的过程：既让相纸上的图像显现，也让历史真相浮出水面。

电影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在暗房里，红色灯光映照下，一张张日军暴行的照片逐渐显影，如同记忆从黑暗中艰难浮现。这种“成影镜像”构成对侵略者视觉霸权的解构，将原本用于美化暴行的图像，转变为控诉日军残忍暴行的证据。

记忆的希望方舟

在电影中，南京各个街道外部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中，这个狭小的空间却保持着一种诡异的秩序感——相机、显影液、定影液、相纸，一切都按摄影的严谨程序运作。这种秩序与外界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暗示着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类依然可以通过某种形式保持尊严与抵抗。

金老板对技术的执着，对影像质量的苛求，本质上是对文明的坚守。当他为日本人冲洗照片，用各种理由拖延洗照片的进度，只为保存暴行证据时，照相馆成为一个记忆的希望方舟，承载着真相的火种，等待今天将其重新点燃。

电影通过照相馆这一微观空间，展现了普通百姓如何在侵略者暴力面前的悬殊与无力感，只有通过专业技能保持某种象征性的自救行为，并将这种专业技能转化为抵抗残忍暴行的工具。

艺术的微观表达

《南京照相馆》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采取独特微观的艺术性表达。电影通过几个不同职业的逃生视角，用照片这一媒介呈现侵略者的大屠杀。

这种媒介体的呈现方式，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方面，照片作为凝固的瞬间，其静态特质增强了日军残暴行为的震撼力——一个定格的痛苦表情，比动态的场景更具视觉冲击力；另一方面，通过日军的暴行，置于“被观看”“被记录”的摄影框架下，从而引导观众铭刻历史记忆的重要性。

当伊藤秀夫要求苏柳昌把墙上的照片全部换成日本人的照片，苏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记录着暴行的相纸时，我们意识到，历史并非自然呈现给我们，而是通过无数像金老板与苏邮差这样的无名英雄的努力，才得以保存。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令人难忘：苏被逼迫把相框挂在墙上时，因为某些特别残酷的画面而手指颤抖丢掉相框，这种身体反应的细节，将洗片师的痛苦煎熬具象化——为保存证据，他必须一遍遍直面这些恐怖，这种精神折磨，本身就是一种牺牲。

当代的积极意义

《南京照相馆》对历史创伤的处理，具有当代积极意义。

照相馆保存记忆的努力，在今天可以解读为对历史深度理解的呼唤。当影片里的几个不同职业的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那些照片时，实际上是在抵抗记忆的消解与扭曲。

在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记忆危机——不是缺乏记录，而是记录的过度与真实性的模糊，或是选择性的遗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照相馆》提醒我们：保存记忆不仅需要技术手段，更需要一种可贵的坚持；只有回顾伤痕记忆，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历史不仅需要铭记，更需要揭开事实背后的复杂历史脉络。

电影最后，那些被秘密保存的照片最终成为历史的见证，这一结局赋予了作为中国百姓用个体实际行动超越集体行为的意义。

照相馆虽小，却成了抵抗历史虚无主义的前哨。在暴行试图抹去一切证据时，在权力试图重写历史时，这些被藏起来的底片成为刺破谎言的利剑。《南京照相馆》告诉我们：记忆的保存从来不是被动地接收，而是主动的选择与坚守；历史的真相往往依赖于普通人在关键时刻的非凡勇气，不惜一切敢于与敌人斗争到底。

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之所以能穿越时间来到我们面前，正是因为在那极致的黑暗时刻，有人负重前行，奋勇拼搏，拒绝让光明完全熄灭。而这，或许就是《南京照相馆》留给当代观众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也是激励吾辈自强的一束光。

李馥均，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绵阳市作协、涪城区作协会员。一位热爱文学的女子，沉醉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瑰宝，又要在人间烟火里找寻诗意，坚信当文字触碰到灵魂褶皱处，思想的萤火便照亮了踌躇彷徨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