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高阳

以人类文明史的尺度观之，作为信息载体的纸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与意义——自其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发明至今，2000多年来，纸的改进史和传播史，同样可被视为人类文化的演进史和流动史。特别是在中国，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纸，不仅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其本身更承载了丰富而厚重的文化和社会记忆。

赵洪雅的《叹为观纸：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意在以学术积淀与温情而朴实的文字语言，呈现这一平凡而非凡之物的独特过往。

纸之产生、应用与传播，构成该书展开叙述的基本架构；在此基础上，对考古学资料与历史文献的参酌运用，形成了具体的阐释路径——这在全书第一部分“积厚流光”中首先得到体现。

针对“造纸术是否由蔡伦发明”的历史公案，作者通过罗列近代以来西域及西北地区一系列汉代古纸的发现历程，明确了“蔡伦前纸”的存在。

在此基础上，根据对敦煌悬泉置古纸用途的推测，结合《汉书》关于曹宫之死的记载，作者提出“早期纸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被用作包裹物，而不是书写材料”的观点，从而引出长达300多年的“以纸代简”史。

环环相扣的叙述，根植于扎实的考古学资料与历史文献支撑，亦离不开作者的层层铺陈与匠心勾连。

例如，由居延汉简的发现，作者展开了对基于简牍特性而形成的汉代公文体系的详细论述，在呈现帝国统治图景的同时，亦分析解释了“以纸代简”何以如此漫长而艰难的缘由。在完成上述历史进程的分析后，有关麻纸、藤纸、皮纸、竹纸等各纸种及其制作工艺和发展历程的介绍，看似姗姗来迟，实则暗合着技术演进的应有逻辑，亦如书中所言：“我国造纸原料的历时性变化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或许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一气呵成、理所当然，但原料迭代的背后实际上涉及一系列复杂工序，是一次次经验积累和技术革新的结果。”

如果说由汉入唐的历史是一部造纸技术的演进史，呈现的是作为信息载体的纸张逐渐获得“统治地位”的历程，那么，唐代以降的历史便称得上是一部纸张以其独特魅力渗透人们日常生活、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和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发展史。

这一历程深植于纸张的信息载体性质中——归根结底，纸之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中取得无与伦比的地位，正在于其“轻薄便携，物美价廉”的特性与信息保存和传播需要的契合，其影响也必然由物质而延伸至思想文化，并进一步反馈物质。

在《叹为观纸》第二部分“经世济民”中，作者沿着这样一种发展逻辑展开叙述：在以包括中外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在内的多元材料为案例，介绍纸张在居家、战争与礼节娱乐等实践领域的效用后，重点关注由纸张助力形成的文化信仰之发展变迁：唐代西域地区的大规模抄经运动，在凸显纸张作为信息传播载体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亦赋予作为信息载体本身的纸张以神圣属性，进而演化出从纸扎冥器到“烧纸”活动的民俗信仰体系。

无独有偶，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及其与纸张的结合，一场中古时期的信息革命酝酿形成，并引发影响更为深远的社会革命。这场巨变同样赋予文化载体——字纸以特有的意蕴，并形成民间字纸崇拜信仰：“到了清代，敬惜字纸带来的果报甚至超出求取功名这个单一维度，演变为一切世俗愿望，包括驱鬼、辟邪、免灾、延寿、致富乃至求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信仰研究方面，作者没有将其目光局限于中国，对西方中世纪晚期赎罪券历史的阐释，更表明了作为信息载体的纸张由其所载信息而被赋予的神圣意味——其中“神圣”几何恐怕不必多言，但现象内里所蕴含的文化史意义无疑是值得研究者侧目、阅读者思索。

那么，具有文化属性的纸张如何反馈至物质层面？

作者更关注到以纸为币的深远影响：随着纸币在宋代的出现，一般等价物的价值越发不再基于其自身，而体现于作为价值符号的面值及其所蕴含的信息——一个全新的时代附着于纸张上缓缓到来，其影响较之于我们正身处的数字货币时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蕴含着一体两面的机遇与危机，由书中“点纸成金的戏法”这一章名，大概可表达一二。

《叹为观纸》第三部分“走向世界”，将目光转向东方与西方，意在介绍纸张和造纸术向东、西方传播的历史过程。此历程已为大部分读者所熟悉，本不必多提，但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对造纸术西传历史的考察，与全书开篇关于造纸术发明历史的考辨，呈现出共同的历史研究取向，即对“标志性历史事件/代表性历史人物”的祛魅。

须知，无论造纸术由蔡伦发明，还是造纸术的西传始于怛罗斯之战，皆或多或少呈现了历史由重要节点串联而成，或由重要人物推动形成的观念，这种观念或来自政治与文化的影响，或单纯为历史梳理的方便所致。

然而，作者的考察揭示：在蔡伦之前已有“蔡伦前纸”，在怛罗斯之战爆发时，中国纸及制造技术早已由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历史的多元与复杂，远非点或线可以简单概括。同时，作者并未矫枉而过正，对蔡伦改进造纸术这一当下学界共识的认可，以及“虽然怛罗斯之战在造纸术西传的过程中并非起决定性作用，但显然加速了这一进程”的判断，表明了对历史多元影响的辩证看待，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最后，由对本书的阅读进一步延伸，作为我国重要的地理与文化单元，巴蜀地区同样有着灿烂而丰富的纸史。如袁庭栋在《巴蜀文化志》中提到的：“众所周知，我国的造纸术形成于汉代，晋代造纸术传到全国。但是在所有古文献中一直见不到汉晋时期纸张重要产地的记载。一直到唐代，我国才出现了第一个造纸业的中心，这就是巴蜀。”有唐一代，益州麻纸天下闻名。

造纸业的繁荣，自然带动了相关技术与文化的发展。唐宋时，巴蜀地区同样成为印刷业重镇——《叹为观纸》中提及的1944年发现于四川大学校园内一座唐墓中的唐印本《陀罗尼经咒》，是国内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纸制品；而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亦于成都刻印，并在巴蜀地区流通。此外，前述字纸崇拜信仰同样流行于巴蜀大地——至今伫立于成都太古里、武侯祠等处的字库塔，便是这一信仰的历史遗存。

通览《叹为观纸》一书，作者以饱含温情的笔触，呈现了一幅完整的中国古纸历史图景，更凸显了纸张这一信息载体在人类文明历史中具有的独特性。诚如有专家所言：“薄如蝉翼的纸上，竟承载了两千年的历史之重！”在电子屏幕当道的时代，重温纸张的温度与厚度，体味张张故纸写尽的世事变迁，或许令读者对身处的文明与文化，会有更多的体会和感触。

（《叹为观纸》，赵洪雅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