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余如波

 

 

四川版画家的抗战主题创作：“这些都是宣传革命不可缺少的美术工作”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四川接连举办相关美术展览，通过艺术的方式回顾那段峥嵘岁月。8月15日，“永不忘却的纪念——四川美术馆馆藏组画中的抗战精神”在四川美术馆举行，展出精心遴选的馆藏抗战主题组画；稍早之前，四川美术馆还举办了“刀锋刻史——李少言抗战版画展”，致敬那段波澜壮阔的民族抗争史。

四川是中国的版画大省，其中黑白木刻的整体水平尤为突出，这一地位很大程度上奠定于抗战时期的木刻创作。当时，四川作为大后方，木刻创作十分活跃，尤以重庆、三台等地为代表；与此同时，晋绥边区的抗战主题版画创作也在持续开展，新中国成立后，其中不少版画家成为四川美术事业的开拓者。

重建 李少言 黑白木刻 32cm×24cm 1942年

解放区创作：粗犷、质朴、真实地记录浴血奋战场景

在四川美术馆举办的这两大展览中，李少言都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艺术家。《四川新兴版画发展史》作者、美术史论家凌承纬说，以晋绥边区版画家群为主的一部分美术工作者，于上世纪40年代末来到四川，后来成为四川版画发展的核心和主导人物，其中就包括曾担任中国美协副主席、四川省美协主席的李少言。

“我学习木刻，是为了宣传革命。人民需要什么，革命需要什么，我就画什么、刻什么。”1939年，李少言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司令部贺龙、关向应秘书，他“在创作独幅木刻和木刻组画的同时，也给报纸刻刊头、题花、插图，以至刻地图，在行军中写标语、画墙画”，“认为这些都是宣传革命不可缺少的美术工作”。

当时，贺龙和关向应得知李少言喜欢刻木刻，经常鼓励他抽空搞创作，《一二〇师在华北》组画就是在此背景下着手创作的。“1940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敌人频繁的扫荡和蚕食政策下处于最困难的时期……那些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情景，时时激励着我这个初学木刻的青年，下决心要用木刻的形式把它们记录下来。”

从1940年1月到1941年2月，李少言一共刻了42幅作品，现存36幅。当时，李少言从事木刻还不到两年，也欠缺生活经验，按照部队领导的建议，每幅画他都去写生，尤其是观察马匹的动作。他把马的四条腿编号，跟在后面观察，根据离地的顺序数数，最终认识了马行走或奔跑时腿的运动规律。“刀锋刻史——李少言抗战版画展”策展人何禹珩说，《一二〇师在华北》组画以粗犷的刀法、质朴的构图，真实记录了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场景，被誉为“刻在木板上的革命史诗”。

抗战时期，活跃在晋绥边区、后来成为四川版画主要作者的，还有牛文、吕琳、林军、阎风等人。林军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1940年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后考入鲁艺美术系第四期学习木刻，创作了《延安人民生活素描》组画，以及《挖野菜》《打草垫》《拾粪》等表现解放区军民生活的作品。凌承纬介绍，后来在抗日军政大学，林军在完成文工队美术宣传工作的同时，还创作了一批反映部队生产建设的作品。

上世纪60年代，包括李少言、牛文、林军等在内的11位四川版画家，又在重庆共同创作了12幅《抗日烽火》木刻组画。李少言的《地雷战》、牛文的《夺炮》、李焕民的《地道战》、吴凡的《人民的胜利》等作品，以阳刚大气的黑白木刻手法展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争的精神，使之成为20世纪60年代版画创作的标志性成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1965年8月17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该组画。

《抗日烽火》组画之“地道战” 李焕民 木刻 55×72cm 1965年

 

《抗日烽火》组画之“夺炮” 牛文 木刻 55×72cm 1965年

 

《抗日烽火》组画之“敌后武工队” 吴强年 木刻 55×72cm 1965年

《抗日烽火》组画之“人民的胜利” 吴凡 木刻 55×72cm 1965年

 

大后方活动：为新兴木刻在四川的发展开创了局面

新兴版画艺术是舶来品，上世纪30年代前期，主要依靠鲁迅等人的呼吁在上海等沿海地区传播和发展，四川尚未有本省作者的作品在本地出现。凌承纬说，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汇聚了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一批中坚人物，把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新兴版画运动推向高潮。

前方浴血抗战后方加紧生产 张漾兮 木刻 15x11cm 1939年

加紧生产支援前线 张漾兮 木刻 11x14cm 1939年

1938年6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后因战事变化总会迁至重庆，为大后方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社团举办抗战展览、壁报和义卖活动，提供木刻作品。凌承纬介绍，总会经常组织木刻工作者在重庆近郊举办流动展览，有时在赶场天出现在场口上，有时随流动演剧队挂在演出场地内外，宣传效果甚佳。

1939年4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办“第三届全国抗战木刻画展览”，成为大后方一次引人注目的大型艺术活动。参展作者有102人，作品达571幅，从全国各地乃至解放区征集而来，3天吸引了约1.5万人争相观看。“不仅是大后方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以抗战为主题的大型美术展览，也是中国的新兴版画走过十年的路程、建立了全国性组织以后办的最大规模的展览。”凌承纬说，参展作品艺术上的高度、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前所未有，为新兴木刻在四川的发展开创了很好的局面，

更令人瞩目的是，此次展览结束后，由中苏文化协会出面主持，其中百余幅作品选送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抗战艺术展览”。这是中国新兴木刻艺术首次正式出国展出。一位苏联文艺评论家观展后称赞：“在中国木刻里，离群独居的唯美主义者的艺术是最少的。中国木刻是和人民生活及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发生着密切联系，是从这一伟大战争中吸取形象和主题，而又直接为这一战争服务的一种艺术。”

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解散后，新成立的中国木刻研究会，于1942年开始组织每年一度的“双十节全国木刻展览”，其中三台展区展览在这个小县城引起轰动。时人回忆：“虽然在开展的上午，秋雨濛濛，街上泥泞，但参观的人却非常之多……两日共计参观人数约在二千人以上，可见木刻得人之深，宣传力之强……”

此次展览共展出木刻作品162幅，展览期间还印了一份画刊，除在展场散发外，还张贴在县城内外，并寄达各乡，扩大了展览的影响。凌承纬说，抗战期间，三台也是四川省内木刻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这一方面得益于谢梓文等当地木刻工作者努力推进，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当时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中一批热爱艺术的师生。

除了线下的木刻创作、展览等活动，抗战时期，大后方新兴版画运动的重要载体还包括新闻媒体。《新华日报》《新蜀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等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报刊杂志，成为大后方新兴版画展示的主要窗口和传播媒介。例如，黄铸夫、陈烟桥、张望等木刻工作者都曾在《新华日报》工作；仅1941年、1942年，《新华日报》就刊登木刻作品130余幅，每逢重要木刻展览举行，都要发特刊介绍。

 

 

成都的抗战美术记忆：让作品成为“射向日寇的炮弹”

 

 

抗战时期，许多艺术精英汇集成都。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术院长、艺术研究院院长黄宗贤认为，这使得成都在维系民族的文化艺术命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由于成都强大的包容性和整合性，不同流派、不同艺术追求的美术家都在这里找到了适当的位置，使其发挥了其他区域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开渠来蓉，以雕塑谱写时代精神、鼓舞民族斗志

身背大刀、斗笠、背包，着短裤、扎绑腿、穿草鞋，手握步枪，跨步向前……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前往成都人民公园东门广场瞻仰“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人群络绎不绝。纪念碑下，始终摆放着市民、游客敬献的鲜花。

这座纪念碑，出自享有“中国雕塑之父”美誉的刘开渠。他出生于安徽淮北，曾在法国学习现代雕塑，1934年就创作了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刘开渠到达成都后，1943年受时任成都市长余中英之邀，开始为出川抗日将士塑像。

经过选拔，高大俊朗、曾加入邓锡侯率领的第22集团军出川抗战的中士张朗轩被定为模特。连续两个月，张朗轩每天全副武装，从督院街走到竹林巷骆公祠。刘开渠一边跟随观察，寻找最有气势的瞬间，一边捏泥巴小样，铜匠江万兴、工头朱木均也加入协作，最终采用民间传统铸铜技术翻砂成型，以坩埚熔铸法铸成铜像。

1944年7月7日，“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成都东门城门洞落成，市民俗称其“无名英雄纪念碑”。因故拆毁后，上世纪80年代末，刘开渠指导重铸纪念碑，并于2007年8月15日迁人民公园，回到当年抗战川军出发地。

在蓉期间，刘开渠还创作了川军将领王铭章、饶国华、李家钰等塑像，数量达10余尊。在战时条件下，刘开渠倾注了大量心血。以创作王铭章塑像为例，他亲自寻找、购买和加工观音土、石膏粉等雕塑材料，找铁匠铺和木器作坊做塑像骨架。造像过程中，由于敌机轰炸，许多工序只好放在晚上，刘开渠往往彻夜不眠。

物价飞涨，承包费不够用了，刘开渠只好省吃俭用，甚至靠夫人教书的微薄收入贴补创作，最终在1940年秋天完成了王铭章铜像。“刘开渠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依然想尽办法克服各种困难，以雕塑投身抗战、用艺术为战斗呐喊，完成了以雕塑谱写时代精神、鼓舞民族斗志的任务。”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李蕴慧表示。

有效传播抗敌主张、方便复制，漫画在成都红火发展

“七七事变”后，四川文艺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风起云涌，青年美术工作者乐以钧、蒋丁引和昔日同学张漾兮、洪毅然等人，于当年8月在成都发起民间抗日美术团体“四川漫画社”，以美术为武器宣传抗日救国，唤醒民众。

当时，漫画作为一种易于为大众理解、有效传播抗敌主张、方便复制的美术作品，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美术史论家凌承纬介绍，四川漫画社成立后，在成都《新新新闻》上推出“四川漫画”专版，以刊登漫画和木刻为主，内容均为宣传抗日和揭露大后方醉生梦死等现象。1938年1月15日，四川漫画社在成都举行“救亡漫画展览会”，展出作品160余件并标价义卖，以其收入购布若干匹，用以捐助入川的难童。

此次展览轰动蓉城，作家沙汀、周文、陈翔鹤、杨波，电影演员白杨、谢添等均到场参观、撰稿、发表评论。为满足观展需求，组织者连夜开灯，延长展览时间。观众热情留言道：“每幅漫画都是射向日寇的炮弹”，“使人油然产生同仇敌忾之感”。后来，四川漫画社又应邀携作品到郫县、双流、温江等地巡回展出。

出生于成都、后来成为著名版画家的张漾兮，是四川漫画社的一员骁将，抗战期间先后被聘任为成都多家报刊的编辑、记者。据艺术评论家张颖川统计，从1937年到1947年的10年间，张漾兮发表了上千幅宣传抗日救亡、批判社会黑暗、表现民生疾苦的漫画和木刻作品，还创作有连环画形式的系列画作并配以民间歌谣。

凌承纬说，四川漫画社成员还在成都主要街口，自费用铁皮制作巨幅宣传画牌，以油漆作画宣传抗日。其中，《日寇到处无净土》悬挂在总府街商业场口，《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悬挂在祠堂街少城公园门口，号召后方同胞支援抗战，《平型关大捷》摆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产生了很大影响。

《地雷战》组画之“拖回去的不是粮食” 李少言 木刻 15×29cm 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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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熔铸的革命史诗

一二〇师在华北组画（黑白木刻），尺寸：9.8cm×13.5cm，李少言　作，1940年

1940年，当时身在八路军一二〇师的李少言以粗犷的刀法、质朴的构图，创作了大型木刻组画《一二〇师在华北》42幅，全面展现了部队官兵学习、动员、誓师、野外演习、运动会等场景，被誉为“刻在木板上的革命史诗”。

地雷战组画（黑白木刻），尺寸：15cm×29cm，李少言　作，1944年

1944年，李少言创作了木刻组画《地雷战》5幅，表现了日军被我军围困，不得不提心吊胆出来抢粮，遭遇地雷战袭击死伤惨重的场景。作品刀法细腻熟练，物象表现十分准确，宣传了抗日，增强了国人必胜的信心。

晋绥抗战风云录组画（套色木刻），尺寸：12cm×18cm，牛文　作，1944年

1943年初，牛文回到晋绥抗日根据地，被一派火热的新气象、新风貌震撼、感动，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用两年时间陆续完成《晋绥抗战风云录》木刻组画，生动再现这一时期晋绥边区的历史场景和人物故事。

抗日烽火组画（黑白木刻），尺寸：55cm×72cm，李少言、牛文、李焕民等　作，1965年

1965年，抗战胜利20周年之际，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应《人民日报》美术组之邀，由11位艺术家共同创作了木刻组画《抗日烽火》，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英勇斗争的情景，作品主题鲜明、阳刚大气。

一封家书（水彩画），尺寸：50cm×60cm，林雪松　作，2015年

作品由一顶新四军军帽和一封家书组成，家书以平常的内容反映了革命军人浓浓的爱国精神，而带血的军帽预示着革命的残酷。作品以写实的手法描绘，用干枯的血迹、显旧的家书缅怀为抗战作出牺牲的革命军人。

老兵（色粉），尺寸：60cm×83cm，何仁军　作，2017年

《老兵》人物面容沧桑、坚毅，饱经战争的风霜。人物手臂已断，额头面部留有很深的刀痕，虽没有表现激烈的战争场面，但让观者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其形象正是中国抗战军人的典型代表，反映了他们的英雄气概。

烽火年代（中国画），尺寸：97cm×180cm，李开能　作，2022年

作品以饱满的构图，表现了一群八路军战士转战行军的场景。画面中，人物冷静沉着，性格刚毅，笔墨塑造厚重坚实，体现了一种造型张力，洋溢着英雄主义的精神，也预示着中华儿女抗战到底的勇气和必胜的决心。

黄花祭（油画），尺寸：165cm×165cm，田虎贤　作，2022年

《黄花祭》描绘了江油红军北上抗日遗留下的出土枪支，画面中，厚厚的黄土包裹着锈蚀不堪的枪支，怒放的黄花追忆着远去的抗战烽火，红日则象征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厚重的画面镌刻着来之不易的和平。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