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童

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历时5年打磨的小剧场话剧《共生》再度亮相，赢得观众好评，印证了现实主义戏剧在当下依然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共生》没有铺陈跌宕奇崛的情节，也不追求猎奇的戏剧效果，而是从生活的琐碎出发，为观众搭建起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舞台世界：在这里，家人重聚，争吵与和解轮番上演；在这里，代际矛盾、养老难题与情感纠葛交织叠加；在这里，方言与布景唤起老成都的记忆。

家庭切口中的社会寓言

故事发生在一间充满回忆的老屋。母亲年迈独居、身患顽疾，已无法自理。她在生日当天把两个亲生儿子和养女召回家中，提出一个近乎冷酷却现实的建议——卖房养老，谁愿意照料自己，钱就归谁。

这一看似简单的决定，却点燃了家庭深处潜藏已久的矛盾。老大正在为小家庭即将迎来新生命而焦虑不已，在抚养幼子与赡养老人的责任之间艰难权衡；老二以事业繁忙为借口退身，内心却难以摆脱愧疚之情；养女当年远走他乡，如今面对母亲的召唤，既有感恩也有难以言说的疏离。这些情感冲突触动人心，唤起观众的共鸣。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老年生活往往被描绘为儿孙绕膝的温馨场景。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子女深陷繁忙的工作节奏，或背负经济负担，难以兼顾老人的生活与情感需求。

《共生》冷静地将问题直陈舞台上：亲情与利益如何调和？责任与自由如何取舍？剧作通过一次看似团圆的家庭聚会，提醒人们：个体与家庭、家庭与社会从来无法割裂。家之所以为家，不在于砖瓦与产权，而在于那些“走不散的人”。争吵后仍要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矛盾后依旧难以割舍。这种无可逃避的牵绊，正是“共生”的真正意义。

人物的复杂纹理与情节的巧妙设置

现实主义戏剧最难之处，在于人物塑造。若人物流于扁平，生活的真实便难以成立。《共生》在这一点上颇具匠心。

母亲无疑是全剧的核心。她虽然已无法自理，但在家庭中的地位依然稳固。她提出的卖房计划，不仅是生存的策略，更是对儿女的道德试探。编剧没有将她塑造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慈母形象，而是赋予其倔强与孤独、算计与疑虑的性格，让人物在矛盾中更显真实。

老大的形象集中体现了中年群体的情况：在抚养子女、赡养父母与追求事业之间分身无术。老二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性格懦弱，缺乏担当，不愿背负家庭重任，事业发展亦不顺遂，只想保全自身，难以顾及母亲。养女的身份更具张力：她既是家庭的一员，又始终带着外人的尴尬。她的归来，本身就在挑战家庭边界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已故的父亲，通过母亲的幻觉和子女的回忆反复被唤起。他所代表的，既是逝去的传统价值观，也是与母亲彼此扶持的往昔，更是对子女规训式的父爱。父亲的缺席，反而成为一种力量，持续塑造着家庭的结构与矛盾。他的身影提醒观众：今日的代际冲突并非突然而生，而是层层沉积的结果。

剧中人物都不是脸谱化的符号，而是血肉丰满的普通人。他们在争吵中流露感情，在冷漠中暗含依赖，彼此之间既不能离散，也无法彻底和解。观众看到的，不是舞台上的陌生人，而是生活中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是自己。这正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把“不完美的人性”推到舞台中央。

在叙事层面，通过时空转换进一步增强情感张力。

例如，当母亲与子女在养老与财产问题上产生冲突时，舞台以子女3人童年时被父亲训斥的场景作为过渡；另一处是母亲离开后，女儿情绪失控，“偷吃生日蛋糕”的童年片段与定格画面与其现在处境形成比对。过去与当下在舞台上并存和交替，使观众感受到童年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让矛盾更具穿透力。

舞台的生活质感与地方记忆

如果说团圆的故事情节让观众直面家庭内部的矛盾与张力，那么，带有鲜明成都记忆的舞美设计与四川方言的结合，则让观众闻到、听到甚至触摸到老成都的气息，使现实主义的表达多了一份地域性的温度与厚度。

舞台中心的小屋几乎完整复刻了20世纪80年代成都家庭的格局。超过100件生活物件，堆叠出浓厚的家庭氛围：墙上泛黄的合影、柜子上奄奄一息的植物、老式自行车、铁皮饼干盒、泡酒坛子等，这些细节并非单纯的陈设，而是家庭历史的见证者，唤醒了观众的记忆。

这样的舞台处理，不只是停留在怀旧层面，更是人物记忆与情感的外化。在剧场里，观众既仿佛回到童年的家园，又清醒地意识到：熟悉的家园正在不可逆转地消逝。

《共生》在台词处理上，坚持使用地道的四川方言。“打胡乱说”“装疯迷窍”“你要把我搞神”的台词，不仅带来笑声，也让舞台充满市井烟火气。方言在这里不是修饰，而是人物生活逻辑的自然呈现。它把观众牢牢拉回成都，使戏剧摆脱抽象的空间，成为真正贴近生活的艺术。

更值得关注的是，《共生》的剧本在不断复演中展现出灵活的生长力。在保持基本结构稳定的同时，不断加入新鲜的当下元素，如“用DeepSeek问一下嘛”“我要去看《哪吒》嘛”等台词。这种调整，使作品始终与现实保持互动，让观众在熟悉与陌生之间获得新体验。

由此可见，《共生》的舞台不仅承载了一个家庭的故事，也唤醒了地域性的文化记忆。它通过成都方言与生活器物的交织，让人们回味这座城市的独特肌理，更从中体会到普遍的人生经验。这种既具地方色彩又能折射社会现实的艺术表达，正是现实主义戏剧在当下依然具有感染力的原因之一。

表演的“共生”与剧作的不足

作为一部小剧场作品，《共生》以质朴的手法展现了现实主义的力量。观众在笑与泪之间，获得的不仅是感动，更是对自身的反思。

《共生》始终讲述的是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故事。演员们在长期的演出中也与角色一同成长：有的演员刚开始排演时尚未步入婚姻，如今已成为父母。这种人生经历的积累，反过来滋养了他们的表演，使舞台上的细节更准确、细腻，也赋予了“共生”一词更深刻的现实意味——彼此依赖，共同成长。

然而，《共生》并非没有瑕疵。整部戏几乎完全依赖家庭内部的对话推动情节，叙事结构显得过于单一。前半段紧张而生动，但在后半段，矛盾的处理略显重复，容易让观众产生节奏上的疲劳感。部分情节的转折缺少足够的心理铺垫，尤其是母亲态度的突然转变，显得略微突兀，没有充分展现人物内心变化的过程。另外，养女与老大之间的情感纠葛过多，冲淡了她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联系。

这些不足并未掩盖《共生》的价值，反而提醒我们：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真实与艺术化之间的张力。真实提供了观众的代入感，艺术化的提炼、节奏的掌控以及人物弧线的设计，决定了一部作品能否跨越地域和语境，在更广泛的层面激发共鸣。

如果在后续演出中能在叙事节奏上增加层次感，在人物心理的转折上给予更多细致描绘，并在语言表达上兼顾地域特色与普遍理解，那么，《共生》无疑有潜力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准。

总体而言，《共生》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却以细腻的叙事、真实的舞美和浓烈的地域质感，让观众在笑与泪中直面生活。它没有给出养老难题的答案，却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它没有提供圆满的和解，却展现了生活的破碎与无奈。

当舞台的灯光渐渐熄灭，观众走出剧场，心头久久回荡的不只是剧情，而是那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我们真正怀念的是什么？是那间老屋，是那些旧物，还是饭桌边的争吵与笑声？答案或许因人而异。但《共生》告诉我们：无论如何，生活终将继续，而我们都必须在矛盾与依赖之中，学会“共生”。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