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开

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蓝勇教授从未中断过对巴蜀古代交通、生态环境的实地考察，许多路线采取全段驴行的方式。为撰写这部多卷本《蜀道：四川盆地历史交通地理》，自2010年以来，他进行了更有针对性与系统性的实地考察，带队或独自进行了100多次古道科学考察，为复原历史时期四川盆地的内外交通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蓝勇的蜀道研究从“断代交通地理研究”到“区域、水运与综合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再到“道路功能性特征”与“道路地域性特征”视域下的研究，展现了致广大而精微的学术历程。

在《蜀道：四川盆地历史交通地理》绪论中，蓝勇对历史交通地理前贤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是20世纪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代表之作，考证精严。但也指出该书的一些遗憾，如“存目”的3卷未能面世，导致对岭南、东南地区交通路线考证缺失，且缺乏田野考察和与大陆的学术交流，部分观点有待商榷。

这种做法体现了蓝勇务实的学术批判方式，也体现了其在学术传承中的创新意识。蓝勇的这部蜀道专著，不仅是对前人研究的薪火相传，更是超越之作。

在“绪论”篇“中国历史交通研究的回顾”，蓝勇详尽罗列与概括了既往的研究专著与专论，评价中肯，析理到位，既评长处，亦指缺陷，并提出新的思考。

蓝勇的蜀道研究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既是对同行既往研究的后出转精，也是对自我的超越。

1984年，蓝勇的毕业论文为《川滇古道沿革初考》，自此开启他对蜀道的系统研究，并长期沉浸其中。此后，他相继出版《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历史文化地理》《古代交通生态史研究与实地考察》等著作，为后来的蜀道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新的学术时代背景下，蓝勇撰写这部《蜀道：四川盆地历史交通地理》，实现了自我超越。

在这部专著里，蓝勇采用了新史料与新方法。在史料项上，他不仅参考了传统的正史、会典会要、地理总志、区县方志、野史笔记、诗文集等，还尽可能收集民间历史文献和近代航运专门文献，包括明清商人路书、川江航运滩书、近代航运指南、近代旅行路书、明清游记等，还参考明清“民国”时期的大量古旧地图。在方法项上，蓝勇重视田野考察。

他认为，仅用卫星直线距离数据、文献记载里程、海拔高程计算古道坡度系数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他笃信：“真正解决这类问题可能必须借助大量驴行考察中的实测来解决，而这是需要大量艰苦的田野工作的，是需要一种科学情怀的。”

蓝勇指出，金牛道在蜀道南线诸道中地位重要、遗产资源丰富，但相关研究却相对薄弱。在“金牛道的起源与早期路线走向和取用”一节中，在引证数条文献后，蓝勇推测，秦蜀金牛道的道路早已通畅，周显王时可能只是对古道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扩修。他通过实地考察与查证文献，专门制作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剑阁道主要征战取用表”，以多种形式呈现对蜀道的全方位、全过程研究。

运用无人机航拍展示地形地貌、生态环境，采用卫星遥感定位等先进科学方法研究蜀道，是该书的特色之一。在对金牛道的“五盘岭（关）、九井滩”进行考察时，蓝勇不仅查阅了《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大元混一方方舆胜览》等文献，更进行了驴行式的田野调查。从土地垭到九井滩的考察中，他的团队通过实地测量，明确了唐宋五盘岭的具体地望，弄清了其高下落差等情况，为研究提供了精准依据。

蓝勇对蜀道筑路择线特点的概括，是凭借长期的文献研究与身体力行的田野考察得出的。他总结出蜀道筑路择线的6个特点：

其一，沿河筑路。蓝勇制定了自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以来的《四川盆地沿江河而行古道对应表》，为后学者研究蜀道提供了极大便利。

其二，回曲走脊。这是蓝勇通过几十年古道田野考察发现并总结的。他发现四川盆地古代通道中，取道山脊而行的情况相当多，这种筑路方式有利于道路的稳定与安全。

其三，取直越岭。在四川盆地的道路取行中，常面临河道主流回曲之状，因此道路选择上多采取翻越山岭，使道路更为近直，以提高交通效率。

其四，横岭越垭。为缩短上下路程，道路往往选择翻越山岭的最低垭口而行，这样可以减少道路的坡度和长度，降低行进难度。

其五，陡险盘旋。中国古代在道路选择上，面对高大山体主要有两种翻越选择：一种是取直陡上陡下，另一种是盘旋走“之”字形。蓝勇在研究中对这两种方式都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其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应用情况。

其六，绝险设栈。“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在绝险之地设置栈道，是中国古代交通建设的智慧结晶。

《蜀道：四川盆地历史交通地理》是一部现地研究之作，对蜀道的全方位研究，亦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思路，对推动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蜀道：四川盆地历史交通地理》，蓝勇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25年5月）

谢天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锦城学院教授、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