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艺

王国平的《公元前256年的江河重构：李冰传》打破传统的单一人物传记模式，以“李冰既是一个人，也是一群人”为视角，展现这位治水英雄如何由历史人物演变为文化符号。

作者通过梳理文献史料、出土石像及民间神话传说，还原了李冰的治水功绩，并着重分析了历代治水者的传承。这种从个体到群体的叙事扩展，不仅是历史的叠加书写，更反映了真正的功业从来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前赴后继的一群人。

英雄原型的史证

在本书中，作者在历史学与文学叙事中开辟出新的阐释空间，将文献与出土文物互证，用双重证据法对李冰生平进行系统考证。

从《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堆”的只言片语，到《华阳国志》“壅江作堋”的工程记载，再到1974年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层层剥开历史迷雾；其开创性不仅体现在对“蜀守冰”是否姓“李”“籍贯何处”等细节的考据，更在于对史料进行碎片化拼合，用考证还原一个尽可能接近真实的李冰形象，展现出英雄原型从历史真实到文学想象的最初形态。

要为李冰作传，自然要写其治水实践——都江堰的修建。

书中创新性地将都江堰水利工程史与民间文学研究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史记》《华阳国志》等典籍的互证，还原李冰治水的智慧：无论是科学选址还是精妙设计与施工，都体现其千百年来治水精神的继承与创新。

另一方面，尽管作者以史料考据为基础，但并未回避民间对李冰的神话塑造。“二郎伏龙”是李冰神话的核心情节，书中特别分析了在都江堰采集的《二郎擒龙》民间方言故事。作者指出，岷江即孽龙，锁龙代表对水患的控制，此传说实际象征着英雄征服自然的文化隐喻。

本书以历史考据为基础，以神话叙事作升华，既找到了真实的李冰，又读懂了传奇的李冰。这样的叙事逻辑，铸就了李冰英雄形象的魅力。

治水英雄的文化象征

本书通过梳理大禹、鳖灵到文翁、诸葛亮等历代治水者的传承，揭示出一个关键命题：李冰已超越个体范畴，成为群体治水英雄的文化象征。

不同于西方英雄叙事中常见的个人主义，中华文化更强调群贤共济。作者的考证颇具创新性，从“大禹开其端”到“后人接其力”，上古时期的大禹开启了前李冰时代，为李冰治水提供了原型参照；后来者不仅延续工程，更将都江堰进行系统化管理：文翁穿湔口、诸葛亮设堰官……

每个时代都在继承的基础上赋予李冰的新内涵，这种层累叙事模式打破传统英雄叙事的个体中心主义，呈现出集体主义的智慧。李冰们的赤子之心构成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核：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李冰驻望新渠、丁宝桢病逝前勘察、解放军洪峰中紧急抢险，这些都向我们表明：都江堰的智慧，从来不是李冰一人之力，而是一代代治水者用生命书写的英雄史诗。

历史如奔涌东流的岷江涛涛前行，李冰传人的故事仍在续写。年轻的工程师用他们的智慧为都江堰诊脉，不再与孽龙缠斗，不再拿着竹笼，但为民治水的初衷从未变过，千千万万的李冰始终能与时代对话。

李冰治水的当代回响

深入解读本书，我们得以窥见李冰治水的传承轨迹。李冰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演绎，完成从个体走向群体，成为真正的文化符号。作为个体，李冰用“火烧水激”凿出宝瓶口，“与民同劳”立下功业；作为集体，李冰在文翁、诸葛亮等历代治水者的接力中，绵延成2000年的文化长河。

李冰留下的，远不止一座都江堰。还有沿用2000多年仍令世人称道的都江堰岁修制度；更有珍水万世、上善若水的思想哲学。

本书没有将李冰治水单一固化，而是形成活态传承。在中国同类治水叙事中，李冰的故事依然呈现出群体维度，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凸显的是个体的牺牲与担当，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凭个人智谋返乡，而李冰始终与群体、民生紧密相连。

李冰的伟大并不仅在于个人的功绩，更在于他开创了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李冰这个符号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对集体智慧的信仰，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生福祉的追求，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它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启示。

（《公元前256年的江河重构：李冰传》，王国平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5年9月；杨培艺单位为西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