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四川在线记者 吴晓铃 张斌

9月25日，全国考古工作会在成都举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星灿在会上介绍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他特别指出文明判断新标准的提出，是中国学者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

良渚遗址公园一角，资料图

长期以来，学术界通常认为判断文明的标准是文字、城市和冶金术。但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2020年12月启动的工程第五阶段中，不断丰富着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归纳出符合中国历史情况的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成的本质是国家的产生。最终，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也就是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社会出现明显阶级分化、出现王权，人口显著增长和集中、出现都邑性以及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国家。“当一个社会具有以上现象的大部分时，就可以判断其进入了文明社会。”陈星灿表示，这些文明判断的新标准，“是中国学者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此外，探源工程还归纳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延绵不断和自成一统的特征，这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典型特征。

在24年的探索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把距今5800年以来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是距今5800-5300年前后出现文明曙光，以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为代表，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开始以玉器作为身份等级的象征。“红山文化可能己经出现了聚落群集群分布的模式，神权信仰成为了社会重要的支撑力量。西辽河流域人群不断融合，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发现了百万平方米以上的中心聚落，其规划理念成为此后长江流域城市规划的滥觞。”

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是距今5300年-43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区率先进入文明，良渚文化是这个阶段的最高代表。而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复杂化也走上快车道。不同地区的聚落纷纷出现多重环壕聚落，大型公共设施或空间逐渐增多，社会等级化的划分凸显。

古国的第三阶段则是距今4300年-38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全面衰落，原本繁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的社会后来居上，黄河中游地区大型都城涌现，国家形态的整体开始出现，其中以山西陶寺遗址与陕西石峁遗址为代表。在这个阶段，冶金术的出现、暴力和战争成为社会冲突的常态，“金字塔”型的社会分层结构己经基本定型。随着文明化的进程，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王朝阶段文明的起点——夏，以距今3800年-3500年的二里头文化为代表。在二里头，发现了都城内的宫城建筑分组、分区意识逐渐明晰，官营手工业作坊在都城内开始有了明确的空间分布规划；成熟的宫室制度、器用制度等礼制显示出等级、阶级分化明确；以铜器冶铸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形成了对外强大的文化辐射力。据介绍，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二里头遗址外围古城村地点的壕沟与夯土墙的发现，显示二里头都邑的范围已远不止300万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