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现场

四川在线记者 吴晓铃 张斌

夏朝，对国人而言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因为缺乏文字，这个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究竟是否存在，甚至都有人怀疑。不过，随着“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近年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夏朝的神秘面纱正在不断揭开。9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海涛在成都考古中心举行讲座，系统揭开了夏文化研究近年来的系列成果。这些新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表明，正是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它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与此同时，夏代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正式形成的时期，是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文明史的关键环节。

现代考古学视角下的夏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了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豫西地区组织“夏墟”田野考古调查，成为学界公认的夏代考古工作的起点。此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在二里头遗址等项目的田野考古方面获得重大突破，而在“考古中国”项目中的夏文化研究，则针对陶寺、二里头等4个省份的19个遗址展开发掘，并对夏王朝兴起与发展背景、经济基础、国家形态、文明特质等问题展开攻关。

赵海涛介绍，19个考古发掘项目，几乎每个都有重要的发现和研究的突破。

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夏代晚期都城遗址，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近年来，考古人员在遗址新发现了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分区墙垣，规划形成多网格式布局，体现出以宫殿区为核心，重要功能区拱卫其外，一般居住活动区再居外围的“向心式”布局结构。“说明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资料图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之间，中、晚期进入夏代纪年，曾以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等大量考古发现，被学术界认为是最可能的尧都。近年来，遗址发掘确认了宫城内最大宫殿建筑的存在，面积达6500平方米，是迄今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宫殿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史前罕见，成为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

在这两处最知名的遗址之外，其它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有不少发现。夏代诞生之前的河南余庄遗址，环壕以内面积为125万平方米，是目前河南省内最大的龙山时期遗址。遗址发现的高等级墓葬中出现了特定的随葬器物组合，是目前全国最早以特定数量的列器作为墓主人身份地位象征的较为成熟的礼仪制度，为之后夏王朝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奠定了礼制基础。

主体年代距今约4000年至3750年的河南时庄遗址，发现了14座粮仓建筑，以及保护粮仓的防护墙，是一个以粮食存储为专一功能的聚落形态。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揭示了早期国家在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和社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国家治理能力，可以看作是物化的早期“国家符号”。

丰硕的考古成果，不断深化着学术界对夏朝的认知。赵海涛表示，目前的研究表明，“夏代历史可分为‘夏代早期（约前2070年-前1750年）’‘夏代晚期（约前1750年-前1520年）’两阶段。其中，夏代前夕的概念是首次提出。学术界认为，夏代之前的这一时期是夏文化形成的基础。

在夏代，还发展出了以多元农业生产为主导、复杂手工业专业化分工为支撑的完备的经济体系，强化了以“核心都邑--次级中心--一般中心--普通聚落”为层级结构的社会治理架构；构建了以网格布局，宫室礼仪，青铜、玉质、绿松石等多种礼器组合为核心标识的制度化礼制体系；奠定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多区域互动与广域人群融合的历史格局。此外，也孕育了以跨区域礼仪实践的规范性为核心的“天下政治观”。这些特征共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赵海涛表示，夏文化以制度创新与文化整合，率先构建了东亚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其礼乐制度、青铜文明和治理模式成为商周文明的直接源头；夏文化首创完整的礼乐体系，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夏文化还首创了“多元一体”格局，确立了中原文明向心力的基点。“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夏文化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