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张斌 摄影 吴聃

当三星堆神秘的青铜面具与中原庄重的青铜器物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明火花？在9月27日举办的2025三星堆论坛上，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高大伦带来了一场关于“商蜀青铜文明比较”的深度对谈，从时间、空间、技术、文化四重维度，为我们揭开了两种文明既关联又迥异的发展图景。

高大伦

“认识一个文明，不能只看它有什么，更要看它在同时代文明中处于什么位置。”高大伦开宗明义地指出，青铜器作为判定文明成熟度的重要标志，是观察三星堆与中原关系的一把钥匙。

高大伦介绍，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约夏中期）已出现青铜容器，标志着中原青铜文明步入成熟阶段。而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晚期，如三号坑约为公元前1100年至前1000年。“从青铜容器的出现时间看，中原文明更早成熟，三星堆则展现出一种‘后来者’的跨越式发展特征。”

高大伦

从出土范围看，商文明的影响极为广泛，青铜器出土数量高达6万至7万件，遍布河南、河北、山东等十多个省市。而蜀地文明则高度集中于约8000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出土青铜器约2000至3000件。

在技术上，商代已形成“采—炼—铸”一体的产业体系，范铸法、分铸法等工艺成熟规范，青铜器风格凝重、精致、精工。而三星堆青铜器则在吸收中原技术的基础上，展现出强烈的本地化创新。“他们甚至会用一些‘取巧’的办法，比如巧妙拼接、组合铸造，来解决大型复杂器物的成型问题。”高大伦特别指出，三星堆工匠更注重造型的表达自由与神秘气质，其神树、人像、面具等器物，堪称“青铜造型艺术的最高峰”。

最根本的差异体现在文化内核上。商文明通过青铜礼器、文字铭文、族徽等构建起一套严密的礼制与身份系统，而古蜀地区迄今只发现一件铸铭青铜器。三星堆青铜器多为神坛、神像、祭祀用具，体现出强烈的“神巫”色彩。“中原重‘礼’，蜀地崇‘巫’。”高大伦表示，“这种精神世界的差异，可能直接塑造了二者不同的器物表达体系。”

高大伦强调，比较并非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三星堆并非“外来文明”，而是在与中原持续交流中，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并大胆融合创新的结果。“它用中原的技术，表达古蜀的灵魂；用四方的资源，成就自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