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一

阿苏越尔写这部长篇小说《山候》一定是给自己定了一个叙述基调的，像牧羊人耕作、放牧那样书写“大凉山最后的田园牧歌”。《山候》（入选2023年四川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四川文艺出版社2025年8月第一版）以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西南“阳光山脉”彝族地区土地改革为背景，讲述一个山地村庄“鹿鹿觉巴”的故事，村民们的悲欢离合，以及几位彝族青年迥然不同的人生抉择及命运。鹿鹿觉巴不是一个模糊的地理符号，而是一个真实的地名，一个血肉丰满、与作者生息可闻的生命共同体。这个彝汉杂居的村庄，是作家在小说中构建的文学地理空间，也是整个大凉山地区乃至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微缩景观。

书名“山候”，富有诗意，含蕴双重内涵：既是自然的候令，也是人生的等候。作为自然候令的“山候”，体现了彝族文化中人与自然的神秘联结。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季节更替、天气变化紧密相连，播种、收获、祭祀、婚丧，无不遵循着自然的节奏。这种对物候的敏感是农耕文明的核心特征，呈示出彝族传统生活方式对自然规律的深刻依赖和敬畏；作为人生等候的“山候”，则捕捉了那个特定时代彝族群众的命运起伏与心灵世界，一面意味着希望的曙光，一面也带来了未知的焦虑，既守持祖辈的传统又接受着外来的变革，个体生命如何安顿身心，如何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平衡，构成了小说动人的情感张力。

“群山好像睡着了，连调皮的山风也被赶进了厚实的梦中。侧耳细听，溪水仍然在群山和村庄的耳边低语，一句句，似断若续。在溪水汇聚而成河流的沟坝上，静静躺卧着鹿鹿觉巴，这个有近百户人家的村庄，早已习惯了勒俄特依河的日夜喧响。

此时幼小的微瑟史布还无从知晓，秋冬时节，在平缓的沟洼地带，这条河流磨磨蹭蹭拖拖拉拉，还趁人不备稍作停留，形同死水一潭，里面长年漂浮着枯枝败叶和各种腐朽物，一切突然就静止不动了，仿佛时间本身也只是一个虚构，远在天边。 ” —— 小说一开场就有氛围感，它先于故事，为情节及人物命运铺好了底色。此处氛围，一个“静”字，并非绝对的死寂，而是由“溪水的低语”反衬出的、具有生命质感的静，“厚实的梦”、“磨蹭的河流”、乃至“枯枝败叶”，都是可触可感的细节，它们构成了鹿鹿觉巴村赖以呼吸的肉身，是群山与村庄深沉的呼吸，它们构成了小说稳固的“情理结构”，为后来埋下伏笔。“幼小的微瑟史布还无从知晓”，将景物的静止感瞬间转化为人物内心的感知。这便不再是客观写景，而是人物精神气质对外部世界的关照，静与滞，成了他未来生命体验的预言。优秀的小说总有一种内在的、统一的情理、气氛、调性，它像一种“整体的光”，照亮整个故事。

《山候》有众多生动传神的风景描绘，阅读《山候》，就是在“阅读”一片土地。这些风景描绘使得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幅心灵的风景画，一首土地的诗篇。风景描绘及铺成，绝非简单的背景，风景的变化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情节”，风景的变化能推动情节的发展，构成了人物行动的“心理场域”和“命运底色”，且是承载小说的文化重量与哲学深度的叙事手段。阿苏越尔笔下的风景，深深浸染着彝族的世界观和时间观，一座山、一片山、绵延的山峦、陡峭的峡谷，山顶、二半山，一条河、涨潮的河、清澈的河，一片草场、缓坡的草场，一棵梨树、一片梨树，等等，这些风景是彝族“万物有灵”信仰的物质载体。描绘它们，就是在书写一个民族的精神地图，风景中蕴含着神话、禁忌和祖先的记忆。

阅读中，我流连于他描绘的风景，充满着古老又新鲜的诗情画意，弥漫着一种原始而庄严的生命气息。这些风景是人物活动的场景，并且是与小说中的人物互动的“角色”。我还流连并赞赏于他贴着人物写，让心理通过动作、对话和细节自然流淌出来。人物的一个决定、一次犹疑，都源于其内心真实的波动，并切实地改变事件的走向。中国美学讲“此时无声胜有声”，当情感浓烈到极致时，沉默、停顿、欲言又止，反而是最有力的心理描写。小说中还有很多大段的心理描写，运用意识流手法试图揣摩人物内心真实的、非线性的活动状态。用短促的句子表现紧张，绵长的句子刻画悠远或纷乱的思绪。语言本身，就是心理的节奏。

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其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建立一种“内在的真实”，而心理描写正是构建这种真实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心理描写不是对人物内心的简单报告，而是对人物“存在状况”的深刻勘探，实质上写的是人性。心理描写的成败，取决于作家对人的理解的深度，它考验的不仅是技巧，更是作家的慈悲与洞察。在《山候》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还与民族文化心理、与天地自然的对话交融在一起，从而获得了广阔和深邃的表达空间。阿苏越尔在探索人物内心隐秘的、细微的、未曾言说甚至无法言说的、混沌的、复杂的情感与思绪。他在挑战自己的语言极限和心灵触觉。这部作品中心理描绘的精准和细腻，是成功的。

鹿鹿觉巴这个大凉山中开满白色梨花的村庄，是阿苏越尔的出生地，装进了他童年和少年太多的记忆和温情，及至青年时期从西南民族大学毕业后，他又回到了与鹿鹿觉巴靠近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和诗人，一个对本民族彝文化研习厚实的文化人，他的写作有一个精神的来源地，一个埋藏情思的地方。不止于地理上的，更是精神灵魂上的。从终极意义上说，写作都是朝向故乡的一次精神扎根，根一旦扎得深，开掘出的空间就会很大。尽管小说可以进入一个虚构的、想象的世界，但终归是从一种生活根系里长出来的。

《山候》写了一群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后来成为毕摩与歌手的微瑟史布作为小说叙事的中心，人物关系随之展开，小说情节也随之发展。这些故事以及日常生活情景由多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人事组成，共同熔铸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图景，这种结构本身就像一部口口相传的史诗。毕摩是彝族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和祭司，他们识彝文，通过古老的经文和仪式，沟通天地人神，为族群祈福消灾，维系着对祖先与自然的敬畏，是彝族文化的“活化石”。毕摩文化是理解彝族精神世界的钥匙。毕摩文化与祖灵崇拜也因此为小说内容及其写作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分。现实与神话传说的融合，魔幻本身就是彝民族生存现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山川河流、草木动物都具有灵性，祖先的幽灵可以与活人对话，梦境和预感似乎还有形无形地影响现实的走向。而神话、古老的信仰和世界观无缝融入到了对现实社会的描写中。彝族文化具有特色鲜明的文化体系，体现在精神信仰、语言艺术、社会秩序与生活美学等诸多方面，拥有大量的古籍文献，涉及天文、历法、医药、宗教、文学，拥有丰富的口传史诗、神话、传说、民歌和谚语，流传于民间的格言谚语“尔比”，即兴创作、相互辩驳的诗性口才艺术“克智”，家支、达古、英雄结、擦尔瓦，百褶裙、彝绣、漆器、砣砣肉、荞粑粑、酸菜汤、火塘、火把节、彝族年、婚丧嫁娶、口弦、笛子等。这些文化元素及内涵出现在小说的细节和情节中。这是彝人的真实的生活，而写作总是起源于作家对自己最熟悉的人、事、物的基本感受和悉心体验，与他自身的存在状态紧密相连。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里所说的秘史，必然包含一个民族的文化、风俗、人情，若不做基本的调查、研究和切实的感受，要写好它是很难的。

从这个角度看，阿苏越尔小说写作的专业精神正在于此，即通过真实、可考、精细、经得起推敲和还原、符合情理的物质细节，为小说建筑一个坚实可信的物质外壳，从而承载并说服读者接受其精神内涵。你看他对风俗礼仪事无巨细、具体而微的形象描绘，可见一斑。一个能精准捕捉细节的作家，必然对世界有着细微的体察的。说《山候》是对大凉山深厚的彝族文化进行了一次百科全书式的文学书写，确有这种意味。也为地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浪潮冲洗中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供了有益思考。

这部小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语言。一个小说家的语言质地，直接决定了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的真实感和说服力。因心气高，作为诗人的阿苏越尔的诗歌深沉高远而含蕴忧伤，缱绻而炽热深情，诗文贵气。我曾经这样形容他的语言: 语词的搭配让我想到彝族女人身上叮当作响、高贵气派的银饰。《山候》中的语言呈现的是作家的叙述姿态和情感温度，决定了小说的基本氛围。语言节奏与小说的内在情绪同频共振，总体上是悠缓的、沉着的，亦有如河流溪水奔腾欢愉的快意，“打猎”“火把节”这些章节就十分辣泼而酣畅。一种与故乡的山川大地相连的敦实、真诚、力量感与灿烂的色彩，既有具体、准确、及物的平实的语言，还有诗性语言所具有的质感、密度、光泽和精神内涵。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读一段：“将身心交付我们深爱的故乡，一头扎下去，然后开枝散叶，最后开花结果。就是这样，无论人们的风俗怎样千差万别，也不管他们的居住相隔千山万水，总会有一条命运中的道路或隐或显连接彼此，互通有无。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结束徒劳的争执和无谓的偏见，坐在一起，看太阳从山背后缓缓落下去，面前的火塘熊熊燃烧，刹那间，夜晚具足的温暖稀释掉我们旅途的忧伤和不快，那些眩目的是非慢慢沉淀下来，我们目光亲切，言语柔和。”

在朴实和诗意中，饱含着对土地和生命的悲悯与关怀。大时代不可逆转的变迁，现代文明对传统村落的冲击与深沉告别，一面有人通过读书走进了城市，一面有人又通过打工离开了农村，还有人通过搬迁去了城镇，传统的田园牧歌已没有当初的完整无缺。但这种挑战不是简单的终结，而是热望和重铸一次新生，“最后”二字本身隐含着新生活的辽阔机遇。《山候》抒写的是一曲“大凉山最后的田园牧歌”。

作者简介：

阿一，主任编辑，曾获四川新闻奖等新闻奖项160余个，获“四川省报纸副刊十佳编辑”荣誉称号。出版个人文集《怀想与歌吟》 《中国书生》 《德拉姆客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