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一

抗战时期，为避战火存文脉，东北、华北、华东多所高校师生跨越山河，大规模内迁至西南西北，这场旷古未有的“文军长征”，师生们几经辗转，于茅屋土舍、烽火连天中坚持教学科研，守护了中国学术的薪火，铸就了刚毅坚卓的教育丰碑与民族精神的不朽传奇。文化学者、作家聂作平用八年时间行走与书写二十余万字的著作《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2025年9月北京第1版），生动详实地记述了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西北联大、厦门大学、华中大学、同济大学和中央大学十所著名大学艰难辗转的迁徙之路，堪称一部民族危难之际知识人守护文明火种的心灵史。作者在序中自陈，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告诉读者：“在我们栖居的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这样一群人，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倔强的身影，执着的声音，孤勇的命运。”

题材非常好。我很有兴致地读完了《山河万里》，其超越了普通的历史纪实，并非简化为冰冷的时间线与地点变换，而是，通过“在书斋”与“在田野”的双重耕耘，用以人带事的叙事手法，让历史的洪流在个人的故事河床上流淌，使这段迁移史重新获得人的体温与可感可触的生命质感。历史地理学与心灵史之融合，在空间的重访中找回失落的时间，在地理的寻踪中复活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命运，成为一部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精神溯源之作。

竺可桢、王淦昌、苏步青、谈家桢、马一浮、丰子恺、徐悲鸿、傅抱石、鲁迅、林语堂、朱东润、叶圣陶、孙寒冰、曹禺、王星拱、吴大猷、陈望道、姚雪垠、许寿裳、施蛰存、童第周、韦卓民、萨本栋、钱基博......众多科学、史学、文学、艺术界等大师级人物出现在书中，详写与略写皆顾。这群熠熠闪光的名字，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与科学史上最璀璨的学界泰斗，他们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像。他们在各自的大学任教，他们的人格气节、学术水平及思想决策，感染当时，亦影响后世深远。《山河万里》中有许多动人的情节与细节，令我动容，举三例：

在吉安，浙大校长竺可桢十八岁的长子竺津，执意要报考军校，以便抗战卫国。竺可桢不忍年幼的儿子投笔从戎，然而就像他在日记里说的那样，“余亦不能不任希文(即竺津)去，但不禁泪满眶矣”；齐邦媛回忆武大在乐山的岁月，她的老师朱光潜先生在英诗课堂上竟泪水流满双颊，这是一位文学名师至情至性的眼泪；当王酉亭一行赶着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一百多只动物走进松林坡时，整个中央大学都轰动了，师生们站在道路两旁鼓掌欢呼，几至热泪盈眶。“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候。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它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

我们似乎习惯于聆听那些宏大叙事，但我们所能触及、所能感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往往是以碎片的形式抵达我们。聂作平具有一种凝视这些碎片的能力，一种在碎片中打捞生命真相的敏锐与纤细。这些鲜活的血肉与温热的呼吸，还远不止于那时的大先生，还有先生们孕育中的学子们，比如《同舟共济：在路上的同济大学》中，细腻刻画了纪增觉、徐为康、傅信祁、俞载道、曾昭耆等这些专业不同、性格各异且来自不同地方的同济学生，他们，都浓缩为同济这所八年间六次迁徙中的不可或缺的主人公。以及，大学内迁地的官员和群众的热情支持，腾出祠堂庙宇，让出房屋，保障师生教学生活。大学亦反哺地方，开设民众学校，培训师资，传播科学知识，举办文化讲座，协助医疗，推动社会教育，提升民众素质，促进西南、西北文化教育发展，留下深远影响。这在书中有诸多叙写与评点。

《山河万里》让我们看到，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文化和教育的星火是如何在颠沛流离中被一代人、一群人用生命呵护、传递，而从未熄灭。老师于茅屋草舍、桐油灯下授业，学子在敌机轰鸣、食不果腹中苦读。典籍化作行囊，实验室迁入破庙。正是这背井离乡、交通艰难、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中的每一次讲授、每一次伏案，以知识为武器，以风骨为城垣，师生们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虔诚与敬畏，保持着上下求索的赤子之心，终使文明血脉于废墟中得以赓续，得以传扬，并且铸就学术丰碑。

1937年秋天，在杭州禅源寺，战火纷飞的国难年头，浙大迈出了中国导师制的第一步；在宜山期间，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浙大校训。他认为，“求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中央大学于1934年开办了中国第一个航空工业专业，命名为机械特别研究班；王淦昌的核物理构想、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研究；武大创建了中国唯一一个致力于非医学细菌学研究的实验室和中国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完成了第一本用汉语写作的宇宙射线专著，在世界权威刊物《自然》和《科学》 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像“乡下教私塾的先生”的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 的中文全译本首译者，其时身份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新闻系主任，他坚持新闻救国的理念，培养了一代具有独立精神的报人；遭逢山河破碎，寄身穷乡僻壤，中山大学的师生创建天文台仰望星空......

《山河万里》，图文并茂，图文互证，让历史更具场景和面容。行文朴实、文雅、优美，情怀庄重，含蕴温情与敬意，语言节奏简洁而快意。这类历史文化、人文地理写作，除了重史料，更需要史识，重实地踏访背后的精神魂灵，真正形成自己的史识、史观，这背后有作家犀利的洞察力和价值观，故而立起来一种精神和灵魄。作者整合力强，大叙事与小事件，小切口与展开演化，行笔的流动与停驻的凝视，史料、知识及人物的嵌入，个人的步履与历史纵深观感，融为一体。尤其是人物的选择悉心周到，给人留下深刻印记。且每个大学的写法有别，有各自的着重点，读来丰富多彩，流动纷呈。作者适时感慨系之，评点精到，含蓄内敛却见深意。

抗战时期的大学，战火中弦歌不辍，守护思想的独立与求真的纯粹，保有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坚守，这种在绝境中淬炼出的思想品格与文化韧性，对今日之大学具有深远的参照和启示意义。这本书完成了一次从“历史寻踪”到“精神寻根”的旅程，是对过去的忠实记录，更是对当下与未来的深沉寄语。我们不应忘却来时之路与立学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