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涂

1995年，何大草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衣冠似雪》，写的是荆轲。自《史记》开始，荆轲就被定格为一个刺客身份，但何大草把荆轲还原为一个鲜活的人：作为一个刺客，他本可以成功，但他选择了放弃，因为他更需要成为一个人，并且去确认一些真的东西。

从这篇小说开始，30年间，何大草在故纸堆里缓慢但又确定地寻找一些真正的人。他找到的不多：李清照、李广、王维、吴道子，4个人而已。这些人绝不相同，但除了王维，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既大名鼎鼎，又贴着某种刻板的标签——何大草是学历史的，却转身写小说，为的是小说家可以借着想象，把历史人物身上的标签撕掉。

他撕得合情合理，让读者觉得，哪怕故事的细节是编的，但他写的这个人，必然就是如此。李清照的不平、李广的不屑、王维的不彻底、吴道子的不放弃，都是理所当然。

李清照传世的生平资料极少，人们知道的，一是她与赵明诚的爱情，最终化作一本《金石录》；一是她中年再嫁，被家暴，然后又离婚。从李清照的回忆看，她和赵明诚的爱情是存在过的，但这爱情没能经住战乱的考验。

李清照曾问赵明诚，若遭遇金人军队该如何应对。赵明诚的要求是：“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执意要与宗器同生共死，何大草觉得赵明诚这番要求有失偏颇，而李清照也将这份嘱托如实载入了《金石录后序》。

她没有按赵明诚的要求做，宗器没了，但她活了下来，活了很多年，活出了另一段人生。那段人生比她和赵明诚的故事更狼狈，何大草心有不甘，在女词人两段人生的缝隙里，在历史文献的空白处，安排了女词人的一次生命发现之旅，还让她留下一部叫做《粉红莲》的词集。

《李将军》是一篇短篇，文字精炼，气韵却十足。“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文人谈及李广，总免不了带着几分哀怨。但何大草偏不循此脉络，他笔下的李广，骨子里藏着对“被封”的不屑与傲骨。

何大草动笔写《春山》时，距当年创作荆轲已过二十余年。小说聚焦王维的最后一年，彼时何大草的年纪，也已逼近小说中王维的年岁。他称自己这是“衰年变法”，变的是什么“法”？对小说家而言，最高的“法”，当属语言。何大草在《春山》中，已然笃定地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一种融合西方现代文学质感与中国古典文学底蕴的表达。

至于人物，何大草说王维是一个不彻底的人，但这个不彻底的人身上有盛唐气象。“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本来写的是暮年，但往日的少年气，又怎么都不可能放下，于是就有了裴迪。

王维邀请裴迪来辋川，“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这是一个生命向另一个生命发出的邀请。有了这样的生命碰撞，长安虽不远，却也无需再去了。

王维隐于辋川，那是中国古文中的另一处桃花源。何大草隐于古人中，从荆轲到吴道子，人人都是他的桃花源。

《春山》有个副标题：“王维的盛唐与寂灭”，让人忍不住叹息。正因为这是历史的事实，在叹息后，人们还免不了无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叹息和无奈，让何大草没有忍住，一定要往回找出一些不是盛唐余音，而是和盛唐一般壮丽的东西。他找到了，颜季明的道，吴道子的画，于是有了《金桃》。

《金桃》的主角是吴道子，他生于盛唐，诚然沾了时代的光，可目不识丁的他，对这份盛唐繁华未必心存眷恋。吴道子乳名阿犊，父亲是一名窑工。七岁那年，窑场突然坍塌，父亲不幸被压身亡。他孤身沿着颍水一路颠沛，靠讨活度日，渐渐长成了骨骼粗壮的汉子。

他和父亲一样烧窑，也和父亲一样能画两笔。后来，他因为揍了县令，一路逃到兖州，躲进了兴隆寺，得法号道玄，学起了壁画。再后来，他到白马寺画画，见到了皇帝，就成了画圣。

他身处盛唐繁华之中，亦是这份繁华的一份子，却因出身寒微或是目不识丁，始终与周遭格格不入。后来盛唐覆灭，吴道子极为看重的后生颜季明被安史乱军斩杀，那一刻，他才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与这人间的深切羁绊。

于是，他就画下了这人间，还拿卖肉夹馍的老头儿为模子，画了一幅至圣先师像。至圣先师长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次，吴道子相信了他的存在。盛唐或许不再来，但普通人的“神圣”活在每个普通人的身上。这就是金桃，很远又很近、完美又脆弱的存在。

很显然，《金桃》是某种象征，象征着中国文化中某种生生不息的东西。何大草说，他要以画圣去推想至圣，至于至圣到底是什么，他还没法确认了，等确认了，大概会是又一部小说。

李清照的不平、李广的不屑、王维的不彻底、吴道子的不放弃，皆顺理成章。李清照因不甘于命运安排，活出了鲜活本真的生命；王维因内心的笃定自持，活出了自洽完足的一生；吴道子为颜季明之死动容，为永恒之美坚守，挥毫画出了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道”。三人三种生命姿态，或许，这便是何大草三十年来的创作与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