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

刘志超的《巴蜀书法：从历史名迹到现代传承》，作为彭邦本主编《巴蜀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同时入选2025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甫一问世便引起书法界关注。地方书法史目前多以历史学视角阐发研究，如《巴蜀书法史》《新疆古代书法史》《江南书法史》。刘志超提出收藏视角的新方法论，贯通历史考辨、名迹整理、名家研究与当代传播等层面，最终指向“重写中国书法理论史”。《巴蜀书法：从历史名迹到现代传承》不仅兼具区域深耕的厚重与理论建构的雄心，还填补了巴蜀书法系统性研究的空白。

收藏的凝视：方法论革新与顾复初的“重现”

《巴蜀书法：从历史名迹到现代传承》最令人关注的学术创新，在于从“收藏”视角重新审视巴蜀书法的历史脉络。传统书法史研究多倚重文献著录、谱系传承与技法赏析，刘志超另辟蹊径，将流传有序的实物藏品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一转向使理论分析获得坚实的基础，避免了“以论代史”的空疏之弊。

本书围绕书法名迹等文物，从巴蜀文化与中国书法史的双重维度进行解读。可以说，作者以此构建了融风格论、鉴藏学与社会史于一体的分析框架，为巴蜀书法的学术书写注入了新的方法论活力。

上述方法论成效，在第二章“历史拾遗：巴蜀书法名迹整理”中获得了实践验证。该章第一节以顾复初《重建大慈寺记》为研究对象，在书法界首次公开展示书作，并进行系统赏析研究。顾复初为晚清蜀中书坛的重要人物，其书风碑帖融合，但作品长期缺乏系统整理，学术研究近乎空白。《重建大慈寺记》在刘志超走访成都博物馆时发现，并通过句读研读进行了版本比较，不仅填补了顾氏书法研究的关键缺环，更为重新评估晚清蜀中书法在全国格局中的位置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书中从笔法特征、结体规律与取法传承等层面展开细读，使一件尘封已久的名迹重新进入学术视野。

从蜀中到世界：递进式结构中的开阔学术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全书的结构安排体现出自觉的学术递进逻辑。作者从研究缘起说开，继而聚焦明清时期巴蜀的书法名迹。这个聚焦本身就意味深长，明清正是巴蜀书法遗存最为集中、地域风格最为成熟的时期，以此为核心展开研究，既抓住了学术关键，又避免了泛泛而谈。

在此基础上，全书进一步从收藏视角，对巴蜀明清书法名迹进行了统计与整理。此外，本书又延伸至赵熙、余燮阳、杨明照、刘东父、谢无量、马一浮、章继肃等四川书法名家个案研究，以及拓展至中国书法的海外传播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形成了一条从历史深处延伸至当代前沿的完整叙事链条。这一递进结构中蕴含的开阔学术视野尤其值得称道。在论述书法的国际传播时，作者以跨文化交流的视角，梳理了巴蜀书法在日本、欧美等地的传播译介情况与群体影响因素，补充了长期被主流书法史忽视的域外传播维度。

谈到“中国书法的挑战与反思”，刘志超主张书法艺术应该秉持“技道兼修”的原则，认为书法境界源于“深厚学术沃土的滋养”。而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的章节讨论，更体现出鲜明的与时俱进意识。这种既不封闭、亦不盲从的学术姿态，使全书在保持历史厚重感的同时，焕发出面向未来的理论锐气。

理论雄心：尝试“重写中国书法理论史”

如果说全书的梳理与考辨是血肉，那么收尾时提出的“重写中国书法理论史”则是灵魂。这不是一时兴起的学术口号，而是作者在系统厘清巴蜀书法史料、深入反思既有理论框架之后得出的成熟判断。现有的中国书法理论史叙述，长期以江浙、京津等核心地区的书家与书论为中心，巴蜀等地书法的理论贡献被边缘化，甚至有湮没于历史叙述缝隙的可能。刘志超的工作，正是以巴蜀为支点的一种尝试。

在新时代背景下，“重写中国书法理论史”的命题具有超越学科边界的特殊意义。它指向的不仅是学术叙述的补偏救弊，更是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国书法理论史，理当涵纳所有地域书法，而非仅仅复述少数中心区域的精英书家叙事。

“重写中国书法理论史”并非停留在构想，书中对书法史、风格史、思想史等细分领域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写作方法和路径。可以说，以收藏视角为经、历史演进为纬，《巴蜀书法：从历史名迹到现代传承》织起了一幅巴蜀书法的立体学术图景。

（《巴蜀书法：从历史名迹到现代传承》，刘志超 著，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