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然 四川在线记者 吴晓铃 文图/视频
3000多年以前，商王朝先民在龟甲兽骨上灼骨问卜、镌刻辞文，造就了享誉世界的甲骨文，成为见证商代文明的核心瑰宝。鲜为人知的是，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与川东巴蜀大地，同样盛行龟甲占卜的古老习俗。与中原殷墟有字甲骨不同，巴蜀地区出土的卜甲普遍仅有规整的钻孔、凿槽与烧灼痕迹，始终未发现文字刻痕，成为古蜀文明留给后世的独特谜题。
7月22日，金沙遗址发现25周年暨“卜甲与商周文明”学术研讨活动在成都举行，与会学者们揭开了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而巴蜀地区也曾流行的占卜行为，再次成为古代巴蜀与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游文化交流互动的生动见证。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如今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遗址大量出土的金器、玉器、青铜器和象牙等文物，已确证此处是古蜀文明的都邑性遗址。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精美文物之外，金沙遗址还曾出土了二十余片卜甲。
金沙遗址出土卜甲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副研究馆员杨弢介绍，在金沙遗址25年考古发掘中，团队在遗址“祭祀区”（梅苑地点）、“祭祀区”（三和花园地点），以及两者之间的金煜地点和近期发掘的黄忠中学出土地点都发现了卜甲，且大多为龟背甲。经考古人员清理发现，这些龟甲上面布满钻、凿和烧灼的痕迹，四周产生放射状裂纹。其中保存较好的龟甲可以看到其中钻孔大体成行排列，分布有一定规律，有的则钻孔排列较密，并且和陶器相伴出土。
金沙遗址为何会出土卜甲？杨弢表示，三星堆和金沙时期尚处于神权社会，人与神沟通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占卜。当时的古蜀人在龟甲一面先挖或钻出不透的孔，然后用火烧灼此处，另一面（正面）就会产生裂纹（兆），然后根据裂纹判断要卜问事情的吉凶。所以，“这些卜甲，可以说是佐证古蜀文明金沙时期尚处于神权社会最直接的实物证据。”
数十年考古勘探显示，成都方池街、抚琴小区、将军衙门、指挥街、岷山饭店、青羊宫等多处遗址，均出土过卜甲。结合出土遗存年代，考古学者推测，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使用龟甲占卜的习俗曾广泛流行于成都平原的中心聚落。
除成都平原外，达州宣汉的罗家坝遗址也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卜甲。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郑禄红介绍，该院近年在罗家坝遗址发掘了东周至秦汉时期墓葬200多座，其中10座战国墓葬中发现了龟甲、鹿角等与占卜、巫术相关的遗物。当中的龟甲最大有40厘米长、30厘米宽，小的也有10厘米见方左右。可清楚看到一排排长方形的凿槽和圆形灼痕此外，这批高等级墓葬中多数还伴出成套的占卜工具，表明使用龟甲占卜的习俗在巴人上层社会中较为流行。这一发现也与文献记载的“巴人尚巫”传统相互印证，为深入认识巴文化及其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不过，同样是占卜用具，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目前发现的卜甲上并未刻有卜辞，这又是为何？
杨弢表示，中原地区发现的卜骨卜甲，也并非全部都有刻辞。“二里岗被认为是商代早期的都城，出土的卜甲上也没有文字。殷墟的甲骨文备受关注，但殷墟出土的无字甲骨实际上比有字的甲骨更多。所以，并非占卜就一定要刻辞。”尤其是成都金沙遗址中，迄今只有4个地点发现卜甲，数量也不多，“因此，我们推测占卜这种行为，可能主要掌控在社会的上层手里，而非普通的大众，它的主要功能应是服务统治阶层的决策需求。”
殷墟刻辞甲骨
那么，和中原往来密切的古蜀地区，占卜习俗也来自中原吗？杨弢介绍，近年来不少学者均对此进行过相关研究，总体来说大家认为伴随着二里岗文化的扩张，南方地区也随之出现了占卜这种习俗。只是这种习俗传到成都平原以后，卜甲的整治和钻凿形式出现了不少地方特点。
记者了解到，成都金沙遗址在卜甲之外，还发现了石鳖，造型稚朴简洁，形象逼真生动。龟鳖作为长生之物，从远古时代起，就已经是人们渴望长寿、寄托美好愿望的图腾崇拜对象。后来，龟甲逐渐成为巫觋手中重要的巫术工具，作为卜问吉凶祸福的灵物。而到了秦灭巴蜀以后，张仪修筑成都城，整座城的形状也和龟有几许相似，成都城也自此有了龟城别称。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神权社会的三星堆，迄今为止却还未发现过卜甲，只是在7号祭祀坑发现了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杨弢认为，三星堆遗址没发现卜甲，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三星堆时期没有占卜习俗，“可能是我们还没发现，也有可能没有保存下来，还有可能当时确实没有这种习俗，这恰恰就是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