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吴晓铃 吴梦琳 郑志浩

1986年夏天，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意外出土，沉睡数千年的古蜀文明就此“一醒惊天下”。2021年3月，新一轮大规模考古成果公布的6座祭祀坑出土海量精美文物，更让三星堆成为全国文博顶流。当体量宏大、造型诡奇的三星堆青铜器引得游客络绎不绝、赞叹不已，海内外学者也围绕三星堆持续开展考古发掘、文物修复与多学科综合研究。

7月24日，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德阳广汉举办，数十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三星堆考古发掘、象牙保护、青铜器源流等议题交流研讨，不断解锁古蜀文明的隐秘密码。

三星堆青铜面具

 

三星堆不止有八座坑

三星堆能够拥有“一醒惊天下”的魅力，最主要就在于40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祭祀区分两次共发现了8座祭祀坑。如今展陈于三星堆博物馆的绝大多数重磅文物，便出自这几座坑。

三星堆作为古蜀国都城，面积就达到约3.6平方公里，在8座坑之外，三星堆还能发现类似的宝藏遗存吗？这或许是每个热爱三星堆的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青铜大立人

“要再发现和这8座祭祀坑同样规格的坑，可能性不大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40年来持续关注三星堆考古和研究。研讨会上面对媒体追问，他直接给出判断，“因为8个坑中出土的文物，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40年前出土的一些不完整的残缺件，在后来发现的6个坑中大都找到了可以拼接的部件。三星堆不排除未来还能找到其他坑，但与这8座坑的性质不一样。”

这8座坑的性质，40年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总体而言，目前主流观点认为8座坑所埋器物与祭祀活动相关，因此8座坑均被称为祭祀坑。值得一提的是，在8座坑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其他小坑和祭祀建筑遗存。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领队冉宏林介绍，2019年底，考古人员重新对一、二号祭祀坑区域开展考古勘探，首先确认的是位于三星堆古城南部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一处祭祀区，面积为13000平方米。祭祀区里发现的同时期遗物，基本上都与祭祀活动相关，其中就包括了公众关注的“坑”。

“如果把三星堆五、六号祭祀坑归为同类，可以看到它们整体面积较小，5号坑出土器物十分细碎，推测可能是类似于毁器习俗的祭祀行为；6号坑发现了木箱和玉刀，木箱还有使用朱砂的现象，所以它应该也是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冉宏林说，这几年，考古人员在祭祀区内还发现了与五、六号坑类似的小坑。“比如K12，它的尺寸大小和五、六号坑大体相当，只是平面形状是圆形，埋藏物除了填土，就只有掩埋的金器。又比如有一种圆形的小坑，里面堆满灰烬，其中有零星、小型的祭祀遗物。这种在金沙遗址祭祀区也有发现，应该是古蜀国比较固定的祭祀仪式的遗留。”

三星堆纵目面具

当然，让公众遗憾的是，这些坑内均未发现诸如青铜大立人、神树等大型重器。

在袁家院祭祀区，出土的不仅仅是祭祀器物，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多座祭祀建筑。其中编号F1和F2的建筑配套一体，呈现明显的对称状态。F2的旁边还有与F1整体结构相似的F4建筑，再往前的建筑编号F10，则和金沙遗址发现的高台式建筑相似。“目前袁家院祭祀区发现的建筑中，以上4座可以确认为祭祀遗存。总体来看，它们有着中轴线分布的态势，并且在这几座建筑对面，还应有与之对称的建筑遗存，从而构成相对完整的袁家院祭祀区祭祀场所。”

那些供奉于这些“神庙”之内的青铜神树等古蜀国重器，最终因为某种原因，被掩埋于8座坑内，直到3000多年以后重见天日。

这座城像一个三千年前的“大都会”

三星堆这些造型神奇的青铜器产自哪里？为何青铜面具、镶绿松石铜牌饰等文物频频与其他地方出土文物“撞脸”？密集堆放于祭祀坑的象牙，来自本地还是外地？伴随着相关研究的持续推进，一个开放包容又勇于创新的三星堆形象愈发清晰。

此次研讨会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以三星堆青铜面具和石家河出土玉神人头像的“撞脸”，阐释了三星堆高度包容的文明特质。“石家河遗址距今5900—3800年，是长江中游新石器至夏纪年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在距今4100—3800年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石家河出土的玉神人头像，头戴平顶冠，额头两侧有一对形似飞鸟的‘犄角’向外伸展，蒜头鼻阔，‘犄角’造型与湖北盘龙城和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颇为相似，反映了共同的审美。这种相似不仅体现在文物造型上，还体现在精神内核上。”两者均属于祭祀用品，服务于神庙或宗教仪式，而非日常世俗生活。

石家河玉神人像

长江中游的石家河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跨越时空为何会出现艺术风格相似的神面？方勤表示，石家河的玉神人头像虽然早于三星堆青铜面具，但当时也已进入青铜时代，各地的贸易交流已经非常密切。在此背景下，石家河古城的器物造型和信仰符号，在数百年后渐渐传播到了古蜀地区，并被处于神权社会的三星堆吸收传承。

方勤认为，三星堆文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极强的包容性，善于在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们将石家河文化中的玉器形象转化为规模宏大的青铜铸造，并融入了自身的审美偏好和宗教理念，最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青铜面具。不仅如此，三星堆还吸收了中原地区青铜尊、罍的祭祀礼仪，出现了来自远方的海贝，“这种汇聚多方文化要素的特征，使三星堆类似于当时的‘大都会’。正是这种开放与交流，造就了三星堆灿烂的文明成果。”

开放与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在三星堆随处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在研讨会上列举了大量例子，“三星堆最有名的青铜神树，有一条龙从树顶攀援而下，这就是神树崇拜和龙信仰的结合；铜铃的谱系最早出现在山西陶寺遗址，三星堆祭祀坑也有发现；商王朝的青铜尊也被融入了三星堆的礼器系统中，三星堆顶尊跪坐人头像的造型，就说明了商王朝青铜器在三星堆受到的高度尊崇……”

三星堆青铜器来源，近年也是学术界的热门研究课题。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陈坤龙团队根据对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泥芯进行研究，已经得出明确结论——“三星堆青铜神树、大立人等器物，和尊、罍等铜容器的铸造地不一样。神树等非容器类铜器的铸造地应该是在三星堆或其周边地区，而容器虽然明确不是在三星堆生产，但具体产自哪里，尚无地质学上的明确答案。如果结合考古，我们倾向于大部分这些精美的容器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

三星堆青铜神兽

产地的不同，同样指向三星堆时期对外来技术和文化的接纳与吸收。王巍表示，目前的考古已经可以证实“三星堆吸收了商王朝的青铜冶炼技术、玉礼器的文化等，但又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尤其是三星堆发明的青铜分段锻造、熔接技术，绝对是当时世界上的领先水平。”在他看来，三星堆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出土了无数造型神奇、体量巨大的青铜器，“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即使在中原王朝兴盛的时期，各区域也都有自己非常有特色的文明。它们既接受中原的影响，同时又有很多自身的发展和创造，这样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

象牙自远方来？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文物中，象牙往往是被忽略的对象。事实上，近几年，无论是象牙的产地研究还是象牙保护，都是三星堆保护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星堆象牙

三星堆所在的成都平原，今日并非大象栖息地。那3000多年前层层叠叠放在三星堆祭祀坑的象牙又从哪里来？

哈佛大学教授傅罗文认为，三星堆的象牙，可能是通过远距离运输从其他地方获得。他注意到三星堆除了象牙，还包括青铜大立人基座上抽象的卷曲象鼻等元素，就是工匠试图描绘大象重要特征的表现，“但他们并没有创作出特别逼真的大象形象，这极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三星堆，大象并不是非常常见。”证据也来自近年来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虽然包括三星堆、金沙、大邑高山古城遗址等多处遗址均发现了象牙及象牙制品，“但四川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切割痕迹的大象骨骼，也没有大象的屠宰遗址，说明四川地区还没有像亚洲其他地区一样驯养或者管理大象。当时的广汉地区，可能并非大象本土栖息地。”傅罗文说，“三星堆遗址800多根的象牙数量，反映出当时存在一个覆盖成都平原及其周边的广泛朝贡网络。这一过程由散布于四川地区内外的先民共同完成，通过这些人群的流动与汇聚，远方的象牙来到三星堆，远方的人也参与了三星堆区域中心的构建。”

三星堆的象牙，历经3000多年时光，早已变得无比脆弱。让人欣慰的是，经过考古工作者持续的科技攻关，被认为是世界难题的象牙保护已经初见成效。目前，经过脱水加固处理后的三星堆象牙，已经可以正常展出。

三星堆象牙的病害，源自其长期埋藏于潮湿土体中，含水率高，内部发育大量孔隙与裂隙。出土后，水分逸出，孔隙与裂隙失去支撑，容易引发失水破坏。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蒋璐蔓解释，“象牙一旦失水，就会很快开裂，原有的裂缝逐渐变宽，从表面蔓延至内部，进而出现分层、开裂、剥离，最后完全粉化。”

保护的关键之处,在于妥善处理“水”这个元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冲表示，这并非只是单纯让象牙尽快干燥，而是让水分置换与结构支撑同步发生。对比多种脱水材料和技术方案后，蒋璐蔓所在团队选择了对象牙颜色等影响较小、支撑作用较强的烷基胺。团队研发的化学材料脱水加固技术，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的少量象牙上，开展了脱水加固应用示范。与脱水加固前相比，象牙加固后，维持了原貌，没有出现碎裂、变形开裂等状况，肉眼也未见到微生物侵蚀现象。

而王冲带领团队参考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以高级醇进行出土竹木脱水保护的方法展开了实验，“水分置换与结构支撑同步实现，加固效果总体表现较好，加固后象牙内部裂隙显著减少。”王冲指出，这一工艺具有适用性，但具体工艺在整根象牙的长期与内部效果上，仍需持续验证。

得益于不同路径的科技攻关，人们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便能在博物馆中见到更多直接展出的象牙，也能通过更多研究成果，触摸到三星堆灿烂文化的不同侧面。

（本文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