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鞍 王坤渝

电视剧《重器》开播后，引发不少热点话题，一如当年的《人民的名义》《觉醒年代》播出时的盛况。中国观众一向对宏大题材现实主义作品十分热衷，特别是聚焦一定历史时期、刻画历史进程真实肌理的作品，往往能引起全民级别的观看热潮，经久不衰。

但《重器》不同于其他现象级作品，在“讲中国法治奠基的十八年”这个选题下，既没把镜头对准改革壮举的领头者或决策者，也非简单地用一城一人命运的起伏，线性地叙述时代变迁。

《重器》选择用命运各异、职业不同的5个法学生主角，与跨越式的时间线讲述故事。笔者认为，其目的是肩负历史责任感，尽可能客观全面地讲述中国法治建设事业的每个阶段及其得失。

《重器》为讲好这18年的故事，扎根历史，结合艺术手法进行塑造。本文想讨论的，是其中的创新探索和其作为先行者解决的在艺术真实层面的难题。

《重器》的艺术真实在于，把制度演进生动而有代表性地融进具体的案件里，案件线和制度线互相严谨印证。对于真实案件的大量取材、对1979年到1997年期间人事发展的严谨考究，也是剧组编剧导演一再强调的底线。

历史真实不仅能取得观众信任，更承担着历史责任：对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一部开先河、有质量的作品，是对其正史的再叙述与补充，让此后观众与创作者多了一个讨论或学习的参照。这是艺术作品的历史使命，也是《重器》最重的分量所在。

作品要打开局面形成一种文化现象，需要艺术真实的塑造。

《重器》绝非“猎奇”的哗众取宠之作，也区别于宣传片作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其塑造的艺术真实无疑是优秀的——镜头克制。

在《重器》中，创作者整体选择克制与理性，既不过度使用无秩序式情绪渲染，也不过度忽视情节中朴素的是非观。

本剧在影视艺术层面需要解决的困难不少，想要清楚交代宏观的政策走向，需要标志性的台词和线索。但若过多占用角色的私人情感空间，则容易出戏或有喊口号的嫌疑。这也是同类型影片常见的一大难题。

在本剧中，创作团队将标志性事件、阶段形势信息在情节中予以表现。

如“法治进步的代价由谁付出”这种略显抽象的议题，被安排在主角一行的宿舍辩论中。初代法学大学生的身份，让这样带有学术色彩的思辨并不别扭，反而有助于“同学少年”的气质塑造。

在李乡案的法庭质询环节，创作团队把案情的伦理、法理乃至全剧前期的核心思想，借由辩护律师之口，条理清晰地表述出来，既说明道理又让观众看得感动并主动思考：历史要求直白确定，艺术要求克制含蓄，要在法治建设这一高度制度化、专业化的题材下兼顾二者，极其考验创作者水平。

本剧的艺术真实塑造，给了本剧历史真实在市场表现、文化传播层面最好的助力——为暑期档的中后段，送来一道别开生面、振奋人心的强音。

整体而言，本剧是法治剧、年代剧品类的一大进步标志。对于法治建设历史时期与主题的选择、年代剧手法与法庭剧题材的融合创作，都属优秀之作；演员的选用与实地取景，也显出制作上的诚意与功力。

《重器》的热播再次说明：观众喜爱回顾历史，认可文艺工作者们在尊重和还原历史的前提下，重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标志，讲述时代浪潮下的人物命运。

《重器》在讲好中国故事中“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取得不俗成绩。还有更多历史时期、更多中国故事的主题正被观众期待，正被优秀创作者挖掘。

《重器》在历史与艺术的双重真实之间的探索与挑战，将是后来创作者学习的经验，也是这条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