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余如波

一群生长在“村里”的艺术家，拥有了首个“村外”的常设展览空间。

8月8日，成都北顺城街，“遗落的珍珠”展览在紧邻天涯石小学的“弈金匠｜丛空间”开幕。尽管作品内容、风格各异，但胡翔、毛林林、宋和耀、伍州等9位参展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20多公里外的新都区新都街道泗义村深耕创作。

在四川乃至成都的地图上，泗义村是一个普通不显眼的命名，但由于临近四川音乐学院新都校区，10多年来，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创作者“入村”。泗义村也突破地理范畴，成为艺术圈里小有名气的村子。

据泗义村党委书记张亚统计，截至2026年初，“入村”艺术家已有70多位，其中有在读大学生、刚出道的艺术创作者，也有相对成熟的艺术家。他们在此租房建立工作室，安顿生活，从事创作。一群艺术“新农人”，在乡野间自由生长。

泗义村一栋村民自建房二楼，是李明和女友朱晓丹的工作室。在房间里，随处可见的画架、椅子、画笔和颜料，大大小小的油画作品，显示着主人的身份。

李明和朱晓丹的工作室（李明供图）

从窗户向外望去，眼前是生机盎然的盆栽；再远一些，还有枇杷树、黄绿相间的稻田和村边的树林。

来自黑龙江大庆的李明，在10多年前“发现”了泗义村。

李明本科就读于川音新都校区。2012年，他在准备本科毕业创作时，去学校周边采风。

一天，他骑车到了城边的桥洞，穿过后，眼前豁然开朗：农田、土路、房屋，一派乡村风景。

当时正值春天百花绽放时节，李明感觉满是新鲜，便在一间房屋旁作画，意外结识了后来的房东黄叔叔、丁阿姨。“他们特别热情，围过来看我画画，拿水果给我吃。”随后几个月，他在村里画了多幅写生作品，建立了与泗义村的最初联系。

泗义村距离川音新都校区不远，步行两三公里。在考研、读研期间，李明经常往返于学校和村子之间。得知两位老人大多时间独自在家，他时常去看望他们，顺便采风、画画。

“后来，他们修了新房子，让我用一间做画室。”在2015年准备研究生毕业创作时，李明正式搬进了村里。

李明和朱晓丹的工作室（李明供图）

最初进入泗义村的青年艺术家，大都看中这里距离学校、城区不远，租金相对便宜，且房屋空间够大，适合改造为工作室。

彝族艺术家耍惹石主的作品尺幅巨大。此前，他在川音美院楼顶仓库创作；毕业后，他通过李明介绍，来到泗义村。在这里，耍惹石主甚至可以一个月不出门，安心画画。

2020年来到泗义村的艺术家罗仕鹏也提到，原有的画室空间狭小，需要更宽敞的地方进行创作。考虑到离家近、房租成本低，当时正巧有合适的房源，便顺势搬到了村里。

“最开始来这儿的那些朋友，都是性格比较接近的。”李明说，大家都没有抱着太大的“野心”，好像非要奔着什么“艺术中心”去；也有人曾经在城市里打拼，最后还是带着单纯“画画”的念想来到这里。

不过，艺术家们也并非全然自发聚集于此，出生于广东的范志坤就是例外。

2021年，范志坤考入川音成都美术学院读研后，导师李昌龙提出建议：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工作室。他向弟子们推荐了泗义村——房租不贵，空间又大又安静，特别适合创作。于是，范志坤和两位同门搬进了这里。

李昌龙对学生的要求，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

作为川音成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他曾在北京的艺术区工作和生活。在他看来，学生除了在学校上课，也应该独立思考，独立创作，与社会接触，“个人工作室”于是成为一种必需品。

“相当于他们没毕业就在自主创业了。”李昌龙说，泗义村离学校不远，有很多自建房，可以满足住所、工作室、会客厅等多方面需求。

于是，一个青年艺术家聚落，在泗义村自然地生长了起来。

李小刚工作室中正待完成的画作（余如波 摄）

李小刚的工作室，位于泗义村一户农房的3楼。房屋两侧，两棵大树掩映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在工作室里，摆满了他新近创作和正待完成的一系列油画作品。今年10月，它们将在北京一家画廊展出。

这里原本是耍惹石主的工作室。耍惹石主为了寻求更大的创作空间，搬到金堂县的一处旧厂房，李小刚便于2021年租了下来。

搬进泗义村，并不意味着“拎包入住”，大家多少会进行改造。

胡翔、杨惠瑗和赵福帆曾多处租房，“一直在换工作室，每年都在搬，各方面条件总有些不满意。

胡翔、杨惠瑗和赵福帆的工作室（余如波 摄）

”几经辗转，他们最终相中一处位于3楼的“大平层”，“空的，啥都没有，地上全是灰，吸尘器都吸了几大桶。”不过，这种毛坯状态正是他们想要的，“层高够高，空间也够大，我们可以规划。”

他们购买装修材料，砌了墙，涂了乳胶漆，还做了不少电工的活。整个空间被划分为3个相对独立的工作室，几间卧室，以及可供休息、交流的公共区域。

杨惠瑗和赵福帆打趣说，搞完装修搬完家，手都干起了泡，整个人“虚”了好几个月，这辈子都不想搬走了。

赵福帆的工作室（余如波 摄）

艺术家们喜欢用“自由生长”一词形容在泗义村的状态。

“我们都是奔着创作来的，同时有一些熟悉的朋友可以串一串门，仅此而已。”被大家戏称为“村长”的李明，并没有希望成为职业艺术家，以卖画为生。他觉得，过早地专精于某一个方向，建立自己的系统，可能会束缚创作。

胡翔、杨惠瑗和赵福帆也有类似想法。他们在高校任教，讲授数字媒体、动漫、建模等课程，没有教学任务时便专心创作。

“找个稳定的岗位，有一份收入，创作更自由一点，不用太过迎合市场。”胡翔说。

郭昊天制作画框的工作室（余如波 摄）

一些关联行业，也被吸引到了泗义村。

郭昊天是专门做画框的。此前，他在河南嵩山从业，了解到泗义村艺术家群体后，2024年和妻子搬到了这里。他的画框多为实木、榫卯结构，可以根据作品内容、风格和艺术家需求定制，备受欢迎。

他们觉得，泗义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画家村”，也不是年轻艺术家的“自娱自乐”。它既没那么严肃，也没那么轻浮，而是提供了一种空间和氛围，让年轻艺术家建立工作室或工坊，做喜欢的事情。

“一个人写作也好，做音乐也好，绘画也好，都需要一个私人化的‘领地’。”范志坤说，在泗义村的工作室里，没人打扰，周围足够安静，“你被你的作品包围后，你的气场、自信也会随之建立。”

这也是李昌龙的用心所在。他说，有了工作室，创作量增大了，系列性的作品也出来了。画廊、美术馆、策展人来到村子里，可以直接面对青年艺术家的工作状态，面对他们的作品，机会也就随之而来。

泗义村里指引艺术家工作室方向的路牌（余如波 摄）

在泗义村里，除了少量动物图案、色彩并不张扬的墙绘，以及偶尔出现、指引艺术家工作室方向的黄色路牌，并无太多艺术的痕迹。

不过，隐性的改变，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或者潜移默化之间。例如，艺术家与村民的关系。

李小刚记得，刚到村里时，村民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既好奇又担忧：好奇的是，这些年轻人都不上班，好像还都过得不错，收入也不知道从哪里来；担忧的是，他们的收入不稳定，“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还是希望你稳定一点，不要过那种朝不保夕的日子。”

艺术家普遍喜欢在下午和晚上工作，爱熬夜，生活节奏和村民们相去甚远。

范志坤有几次去找同学聊天，凌晨一两点才回来，被村里的摄像头拍到。村民以为他是小偷，报了警，最后房东出面解释才化解了误会。

“村里人从不理解到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范志坤说。

泗义村的墙绘（余如波 摄）

转折发生在2023年。当时，艺术家们将前一年在村里启动的“丛”艺术展搬出工作室，在泗义村户外策划了一场“大地艺术节”，把山坡、树林、河岸都变成了自己的创作空间。“围绕着那个环境，做了各种各样很有想象力、很新奇的东西。这个事情结束后，有村民觉得很好玩，问我怎么就没了？”

耳濡目染下，村民们开始了解艺术，了解青年艺术家的工作生活、所思所想。

李明说，一开始房东阿姨总是问他在画什么，后来，大家经常到工作室参观，她渐渐也能给自己的朋友讲解，甚至科普“最佳观看距离”。

李小刚的房东只有小学文化，慢慢地也能跟他讨论造型、色彩、构图，甚至有了自己的评判标准，“哪个同学画得好，哪个同学画得不好。”

范志坤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们的审美发生了变化，也逐渐对艺术“祛魅”，觉得艺术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处于常识外的东西。他们会觉得，艺术家跟农民没什么区别，画画和种地只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而已。

第四届“丛”当代艺术邀请展在泗义村举行（李明供图）

从2025年底到2026年初，以“在此集合”为主题的第四届“丛”当代艺术邀请展举行，约50位在村艺术家展出了自己的作品。泗义村村委会不仅首次参与主办，还腾出村里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用作展览场地。

“他们的灵感很多来自村子，跟村民之间的相处也非常有烟火气，如一起过年、过节，给村民们画肖像等。”跟艺术家们打了几年交道，张亚发现，艺术家们的言行并非天马行空，反而“很稳重”“很务实”。她的思路也从管理更多地过渡为搭建平台，打造“泗义艺术”IP，赋能乡村振兴。

胡翔的工作室（余如波 摄）

“‘艺术’一词，常被赋予某种心理上的距离感，仿佛总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而在泗义村，艺术却以一种更接近地面的方式呼吸——它生长于烟火气中，交织在生活里。”胡翔在为第四届“丛”当代艺术邀请展览撰写的前言中如是说。

与乡村、大地越来越紧密的连接，让日复一日的创作和生活更加踏实。胡翔继续写道：“就像将一颗果实，重新放回它生长的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