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先娜
学生写给我的信，攒了小半抽屉。有一封，开头两个字是“妈妈”。
写信的女孩子，叫小雨。她是七年级才转来的，家在离县城很远的一个镇上。路远的孩子，我们学校安排住宿，她也就成了我们班的寄宿生。
小雨不大说话，成绩却很好。家里三姐妹，她是排老二，姐姐在外地读高中，底下还有个弟弟，身体一直不怎么好。这些情况，是我后来跟她家长聊天，才一点点拼起来的。她自己倒是一句也没提过。
有一回，学校临时放假。住校生一个接一个被接走，小雨家远，当天回不去，她也没来找我。
那一晚，她一个人睡在宿舍楼里。整整一栋楼，就她一个。
我知道的时候，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心一下子揪紧——十二三岁的女孩，关了灯，走廊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她是怎么睡着的？问她，她低着头，说怕麻烦老师。
懂事是好事。懂事到这个地步，就只令人心疼了。
那次以后，家里给她配了部手机，总算能联系上人。我们班每个星期天晚上返校住宿，她先走到讲台边，把手机递给我；星期五放学，再来领走。三年，从来就没断过一回。
我呢，也就多留了一分心。降温了问一句衣服够不够，家里有难处，能搭把手就搭一把。都是顺手的事，算不上什么。
毕业前的一个晚上，她往我手里塞了一个信封。拆开，第一行写着：“妈妈，感谢你。”
别的孩子都写“邓老师”，她写的是“妈妈”。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坐了很久很久，杯子里的茶凉了也没顾上喝一口。
说起来，我也当过那个不愿开口的孩子。
我读中学的时候，家里穷，在新华书店里，一本复习资料被我拿在手里翻来翻去，最后还是放回了书架。班主任林老师教数学，大概是看在了眼里。后来，我课桌上时不时就多出一本数学资料。而林老师每次都是什么也不说，放下就走了。
有一天，上级主管部门到学校慰问高三学生。我被叫到前面，手里多了五百块钱现金。后来才知道，是林老师把我家的情况报了上去，这钱才落到了我手上。
五百块钱，现在看来不算多。那会儿我攥着那几张票子，手心里全是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有人会看见我的，我必须接着往下读。
后来，我到外地读了大学英语专业，又回到老家县城，站上了讲台。一晃就已经送走了四届学生。
我能给学生的，也都是旧书、旧本子，送给用得上的孩子；女儿穿小了的衣服，洗干净、叠好，带给班上的孩子；下了课，留下来给不好意思问的孩子再讲一遍题。
林老师当年就是这么待我们的。我不过是照着学。
前些日子，听说小雨考上了大学。
那封信里别的话，我已经记不全了。开头那两个字，一直记得。
林老师大概早忘了那五百块钱。没关系，我替老师记着，再一点一点，还给后面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