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鑫
近年来，一批带着鲜明四川印记的文艺作品接连“破圈”：方言微短剧《家里家外》系列全网传播量破百亿次，歌曲《玉盘》在春晚舞台感动全国，AIGC短剧《三星堆·未来启示录》传播量上亿次，川剧“杀马特变脸”占据社交平台热搜，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跻身全球前列……
这些现象的背后，有一条清晰线索：巴蜀大地积淀千年的文脉，正在通过新大众文艺的形式，走向更广阔的表达空间。
世俗传统与大众性基因
要理解巴蜀文脉为何能与新大众文艺深度结合，需要先回到巴蜀文化自身的特质中去。
四川盆地沃野千里、物产丰饶，相对优渥的生存条件，使这里孕育出扎根日常、亲近世俗的生活美学。
早在汉代，四川地区的画像砖便以饮食、宴饮、百戏等生活场景为主要题材，出土的说唱俑表情生动诙谐。这种关注普通人生活、重视世俗情感表达的文化取向，一直延续至今。
茶馆文化是巴蜀文脉大众性的典型载体之一。
清末成都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茶馆中三教九流会聚，正如学者王笛观察的，人们追求的是一种“济济一堂、熙熙攘攘的公共生活氛围”。
茶馆不仅是饮茶之所，更是信息交流、民间调解、才艺展示的公共空间。评书、清音、扬琴、竹琴等民间曲艺在茶馆中生长，演员与观众近在咫尺，一个皱眉、一次开怀，都即时反馈到表演中。这种创作者与受众之间零距离的互动传统，是大众文艺本真的形态之一。
川剧作为巴蜀文脉的重要代表，同样深植民间。
前辈艺人总结川剧说：“招招不离人间烟火。”即便是历史题材、神话传说，也习惯以幽默、夸张、鲜活的方式呈现人物的悲欢。变脸、吐火、滚灯等表演技艺，本质上是在与观众的即时互动中生长出来的。
川剧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的融合创新：明末清初，昆曲、弋阳腔、青阳腔、陕西梆子、湖北汉调、安徽徽调等流入四川，逐步以四川方言演唱，兼收并蓄形成昆、高、胡、弹、灯等声腔。巴蜀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更深层的文化心理来看，巴蜀地区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人格，具有鲜明的大众化特征。
盆地地理的相对独立性，使得这里自生俗文化力量强大。从《隋书》记载蜀人“多溺于逸乐”“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到当代四川人“巴适”“安逸”的生活态度，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对现世生活的热爱与肯定。
李白、苏轼、李劼人等出自巴蜀的文人，作品中都带着浓厚的世俗关怀与民间趣味。
这种世俗性、民间性、包容性，构成巴蜀文脉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征，也为新大众文艺的生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滋养新大众表达的语言基础
理解巴蜀文脉的大众性，方言是一个重要的入口。
四川方言与普通话的差距并不大，外地人大多能听懂七八成，这为川味内容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降低了门槛。同时，四川方言自带幽默感和语言张力，“巴适”“安逸”“要得”“莫慌”等词汇，不仅传递语义，更承载着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
在当代影视创作中，方言已经成为四川作品的重要辨识度。
《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太乙真人的椒盐川普，《八仙！》中铁拐李的方言台词，都为角色增添了鲜明的地域色彩与亲和力。方言微短剧《家里家外》用地道的川人川语还原人间烟火气，以本真的地域质感打动观众。
方言在这里不仅是一种语音现象，更是一套思维与情感并存的表达体系。当创作者用四川话讲述故事时，巴蜀文脉中世俗、幽默、温暖的气质自然流淌其中，成为新大众文艺生动的语言底色。
巴蜀文脉与新大众文艺融合共生
巴蜀文脉与新大众文艺的融合，本质上是一场双向赋能、双向共生的良性互动。
一方面，巴蜀文脉为大众创作提供有深度、辨识度、温度的内容根基。世俗化的生活美学、包容性的文化心态、幽默豁达的表达方式，这些深植于巴蜀文化基因中的特质，为新大众文艺提供取之不尽的素材和灵感。
另一方面，大众化、年轻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不断为古老文脉注入时代活力。短视频让说唱俑“开口说话”，AIGC让三星堆文明穿越未来，微短剧让川渝市井生活触达全球观众，直播平台让茶馆里的曲艺找到新的受众。传统文化在这些新载体中摆脱静态陈列的命运，进入持续迭代、生长的动态传承。
从省级大型文体活动到基层乡土创作，这种双向赋能的逻辑随处可见。第十五届四川省运动会开幕式以群众为主角，将各类巴蜀非遗转化为时尚潮流的舞台内容。成都的川剧秀吸引大量手拿咖啡的年轻观众，“川剧+街舞”“川剧+文旅”等跨界探索，让古老戏曲与时代潮流同频共振。
当川剧“变脸”遇上年轻人喜爱的网络表情包，当三星堆青铜文明借助AI技术在短视频中鲜活呈现，当百姓的生活诗意与锦江畔延续千年的诗圣文脉隔空呼应，巴蜀文脉就走出古籍、走出博物馆，化作滋养当代大众精神生活的“活水”。
作者简介
万鑫，四川传媒学院智能影像艺术学院讲师。
